慈善突破还需大手笔

慈善是均衡财富分配、弱化收入两极分化的一种途径。然而中国的慈善事业前行艰难,却是不争的事实。或有心无力,或有力无心,我们缺乏推动慈善的主角；坐视不管还要对别人的慈善之举无端非议,我们缺乏好观众；慈善门槛过高,我们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政策的制定固然还有待完善,社会的基本元素——人才是决定性因素。“木桶定理”中,木桶的最大容量取决于最短而非最长的木板,同理,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也不由金字塔尖的富人们拥有的财富决定。让更多人的过得好一点,我们的社会才能整体升级。     

“快乐小康”让人快乐让人忧

社会不公成为不快乐第一诱因《小康》本次调查发现,引起人们不快乐的因素中,“社会不公平,社会底层民众的愿望不能实现”这一选项名列第一,在6464投票总数中占据了1180票,占18.25%。“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悬殊导致心理不平衡”紧随其后,名列第二,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不公平以及贫富悬殊过大已经成为国人不快乐的重要原因。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转型的加剧,社会各阶层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人们似乎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消极和抵触心理。具体表现在,目前的弱势群体抱怨生活的不公平,具有强烈的仇富情绪,而富人则觉得自己是全凭个人奋斗才出…     

影响我国东中西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分析

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本文用二元对比系数、城乡人口比、农村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比率、城乡基建投资比等指标,实证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与变化趋势。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西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于中部,而中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大于东部。导致东中西部城乡差别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人口基数、农村农业劳动力基数、城乡基建投资的地带性差异。     

朋友，你生活得幸福吗

上海有家杂志．对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杭州六城市居民作调查后，推出了一个“居民幸福指数”。六城市中，收入最高的上海，幸福指数排在倒数第二。收入最低的成都，幸福指数却较高．位居六城市亚军。收入居中的杭州，幸福指数最高，在六城市中夺得第一。     

有效防止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不断扩大的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需要引起关注.影响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因素主要有外部环境条件、农户资源状况和国家政策等.在不影响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下,有效防止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过于扩大是政府的职能之一.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村内部收入分配政策选择应以向农村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可以直接受惠的公共服务和加大农业支持力度为主,以调节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为辅.     

五问廉租房

廉租住房制度是针对住房困难的最低收入家庭实施的一种社会救助．是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对象．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二是住房困难。另外。申请家庭成员中至少有1人为当地非农业常住户口。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6日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建构我国流动人口权益保障体制的几点思考--从王斌余案看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

流动人口犯罪率居高不下,其重要原因就是相对剥夺感的产生,而流动人口合法权益严重受损导致相对剥夺感强烈加剧,最终引发了犯罪。因此,建构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机制,防止相对剥夺感加剧,对减少预防流动人口犯罪刻不容缓。     

论转轨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公与收入差距

中国目前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刻。中国改革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却日益严重,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最大障碍。因而,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公正制度,治理收入分配不公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在当前中国十分迫切。     

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进及其实现路径

我国目前存在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现象,是由市场机制和非市场因素共同造成的。政府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指导思想上,应把公平与效率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对现有的分配制度进行调节,通过建立透明、准确的收入统计分析系统,杜绝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加强收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收入分配机制起到同时促进效率和公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