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眼球的未必都是真相

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人数已达3．38亿。互联网上，从不会缺少舆论的风口浪尖，但吸引人们眼球、“板砖横飞”的未必都是真相。最新的例子——热传的“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这条从2006年就开始在博客中流传的“消息”，已被多方证实为假新闻。     

对突发事件要增强舆论引导力

面对突发事件,主流媒体必须旗帜鲜明,扩大影响,占领舆论主阵地,使群众从主流媒体中了解事件真相,摒弃小道消息。     

胜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案跨国告捷

历时7年的诉讼终于取得了胜利,这让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和他的代理律师谈臻无比喜悦和兴奋。他们相信,全中国人民和他们一样,都会为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做出的符合历史真相的判决感到欣慰。对于日本右翼学者和出版社对南京大屠杀的质疑.中日两国司法界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维护了历史真相。     

杨发英：让死者“说”出真相

2013年8月的一天。铜梁县（后撤县设区）境内一条小河两岸,拉起了黄色警成线。 线外,密密麻麻挤满了群众。 河岸边,躺着一具男性尸体。 这天早些时候,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接到通知：“县城外一条小河漂来一具无名尸体!”     

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辩方开示义务如“邯郸学步”,这是把一种可能无需法律规制的常识判断转化为一种程序规则“。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具有无罪的指向性、整体的意见性以及形态的中介性,这一概念发展了证据形式和证据种类的理论。然而这个规则既无根基也无后果,一方面,在我国官方垄断取证的背景之下“,不在犯罪现场”的辩护不可能对控方造成突然袭击,还可能被认为是狡辩而不受待见,而辩护方的所有取证活动必须汇集到控方的单向证明活动之中才被看做是证据;另一方面,倘若被告人并未履行“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开示义务,尽管出于辩护本能,根本没有这种可能,对被告人而言,也没有相应的惩罚后果。须知在英美法系国家为寻找真相而要求庭前开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也可能事与愿违。因此,在我国“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只关注了为了削弱程序抗辩的证据交换问题,而未考虑辩护方的证据收集能力的前提问题以及控诉方怠于为反对抗辩而积极取证的责任问题。在此背景下,基于无罪推定原则,不在犯罪现场的抗辩是辩护方证否的权利,及早提出可以防止追诉机关的错误积重难返;又基于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反而是控诉方要承担的一个证实的义务,要求其积极核实和审查。     

情感传播视域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风险与控制——从“后真相”境遇切入

“后真相”境遇下的网络空间建构出情理裹挟传播、娱乐化传播、圈层式传播等新型情感传播形态,在传播中嵌入情感化的认知取向、话语体系和行为模式。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开启了情感转向,网络情感借机入侵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原有的真理基础、权威话语、价值共识面临传播生态变革的风险。对此,应着力于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情理基础,增强主流媒体情感传播的竞合能力,促进网络圈层异化政治情感的正向转化。     

“苏小妹”并无其人

蒋干游说周瑜,经《三国演义》对赤壁之战的生动描写,广为人知。据裴松之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所引注的《江表传》记载,曹操遣蒋干游说周瑜确有其事,大致内容如下：     

与犯罪形态有关的三个特别问题

由于分别直接关联着共同犯罪、罪数形态和犯罪的阶段形态,故＂片面共犯＂、罪数标准和＂意志以外的原因＂,构成了与犯罪形态有关的三个特别问题。基于事物的真相,＂片面共犯＂问题应按共同犯罪定性或处置,而罪数标准问题应以＂犯意与刑法特别规定结合说＂予以解答。至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对犯罪阶段形态的影响,应立足于＂意志以外的原因＂作用于犯罪意志的程度及最终结果予以解答。     

揭开18年前的命案真相

今年3月初,一名中年妇女来到芜湖市三山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报案,称其家住三山区某村的丈夫李允贵,于1992年一天傍晚被同村人叫去吃饭后,从此失踪,尽管一家人多方寻找,可一直没有信息,她担心丈夫可能被人杀害。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在全区范围内展开调查。但发案时间久远,案件的侦查进展十分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