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气的扶正祛邪之道

对社会风气的议论越来越多,用什么贬义词形容社会风气的都有。问题是怎么解决?怎么样转变?社会风气之"风"可以向南刮,也可以向北吹;社会风气之"气",可能是邪气,也可能是正气。我们在讨论社会风气时,可能是泄气,也可能是鼓气。如今有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实在叫     

社会规范平等性的二维分析

社会规范平等性是社会哲学领域中的核心价值范畴。它不仅是人类基本的权利需求,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衡量标准。社会规范平等性的实现难以达到理想的状态,但其不同程度的实现都能推动社会良性发展。鉴于此,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分析社会规范平等性是十分必要的,这将对我国建构和谐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信仰之旅：基督教神学自然法思想解读

神学自然法思想是基督教连接自身的宗教伦理和现世的规范之间的一座桥梁，它的发展经历了教义信仰时代、教父学时期、经院哲学时期、教会改革时期和宗教改革年代五个历史阶段，涵括了契约论、限权力、人性论和法律信仰等丰富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思想。基督教神学自然法作为西方法律传统的一个重要渊源，对法治观念的养成有着不可磨灭的思想贡献。     

清代师爷的诡计大观

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的社会，法律制度极不完善，历来就有“春秋决狱”的说法，也就是儒家的经典也具有法律的效力，常被引来决断刑狱。晚清樊增祥的《樊山批判》曾记下一个案子，内容是有个不安分的寡妇，想敲诈一个男子，状告后者，说自己正在院中洗脚，该男前来调戏．并将其绣花鞋抢走，如此云云。樊增祥听毕，随即就判定不予受理。其判词曰：“院中非洗脚之地，绣鞋非寡妇所穿。”从根本上说，礼是一种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     

法治与德治是什么关系

陈卫东撰文认为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提出,明确反映了我们党“法治”与“德治”并行的基本治国方略。 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它们都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调整系统、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调整系统中二者的联系极为紧密。法律包含了立法者关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它不可能脱离道德,而社会主义法律以保护人民权益、为人民谋取最大利益为基本原则,更必须包含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精神,社会主义道德原则恰恰是决定法律的面貌和内容的最接近的基础,法之所以为法,而不是“任意的立法”,不是“纯粹的法律”,就在于此。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社会调整功能,力求使社会秩序达到最佳的协调     

培育社会资本,促进民族和谐

和谐的民族关系、良好的民族社会秩序是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强民族地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为民族内部和谐稳定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与秩序,为民族区域自治提供参与网络.通过民族间的信任与合作,巩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互助、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从而确立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公民因何遵从:政策执行中的价值认同与社会规范北大核心

公民是否主动遵守公共政策对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如何以较小代价获得公民在日常社会治理政策领域的政策遵从?从激励与压力两个维度出发,可将公民遵守日常社会政策的行为划分为“不服从”“价值认同服从”“强制性服从”与“社会规范性服从”四种类型。在城市垃圾分类新规实施后,对北京市城镇居民履行垃圾分类义务的问卷调查发现:价值认同与社会规范是实现公民政策服从的关键因素,并且二者发挥了同样重要的影响。相比之下,因当前法规惩戒性有限,强制性服从尚未成为影响公民履行垃圾分类义务的关键因素。本文的发现对在社会治理领域运用“助推型”政策干预策略具有借鉴意义。     

乡村振兴中政策营销何以有效:基于框架效应的调查实验研究北大核心

在乡村振兴中广泛开展政策营销,对于落实好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至关重要。但面对异质性显著的政策受众,政策营销何以有效?论文不同于既有研究拘囿于程序和结构层面的策略设计,而是通过嵌入“心理学+”思维进行微观行为分析,这能够为完善政策营销策略提供新的思路。基于框架效应理论,选取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政策作为实验情境。通过在虞镇实施调查实验,探讨政策框架和社会规范在政策营销中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政策框架对提升村民政策遵从意愿有显著影响,且得益框架比损失框架的政策营销效果更好;社会规范在政策营销中具有调节作用,且相比于命令性规范,描述性规范能进一步强化政策框架的影响。因此,乡村振兴中的政策营销策略应是获得感优先的政策框架和注重他人影响的社会规范的紧密结合。这一结论对于提升政策营销有效性、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论语》法观念的再认识：结合出土文献的考察

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国学习西方法治的探索迈出了重要一步。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法治道路上摸索前进,在这一进程中,法律传承已成为与法律移植并重的重要面向。接续传统以更好地走向未来,则逐渐得到了更多认同。为此,本刊特约请武树臣教授和徐爱国教授撰稿剖析中华法系的成因与发展历程,解读现代中国法律思想的渊源,并汇集青年学者关于传统法律研究的最新成果组成专题,以期推动对一百年来法治探索和几千年传统法律文明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