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刑事执行法》对构建我国刑事执行法的启示

时代的发展对传统的刑罚执行模式提出了强劲的挑战,现代的监狱既是监禁囚犯的场所,也是矫治罪犯、促使犯人再社会化的机构。丹麦刑事执行法的先进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对我国目前的刑罚执行和刑事执行法体系的构建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先刑后民原则的异化与扬弃——兼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

在同一案件同时涉及刑事与民事两个诉讼时,实践中一直坚持刑事诉讼程序优先。这一原则曾经是解决刑民交叉案件行之有效的方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适用这一原则过程中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严重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初衰。在当前越来越强调关注人权、关注民生的时代背景下,该原则适用过程中的异化反应给诉讼当事人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国家也一再为此承担额外的诉讼成本,应该考虑刑民交叉案件的多元化处理模式。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探讨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以丰富起诉权的内容、积极保护国家、集体的利益,这类案件中受损害的财产必须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适用不交诉讼费、不调解、刑民一并审理、不反诉等原则,检察机关应有调查取证权、出庭权、审判监督权等权力.     

试论盗窃罪的法定刑问题

本文对盗窃罪的法定刑问题做了简要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刑法》对该罪的规定所存在的问题,以期对相关立法的完善有所助益。     

注射刑在我国的实践困境及其价值根基

变动中的行刑理念促成了死刑执行方式的不断更迭,注射刑的出现是契合行刑实践时代潮流的产物。注射刑作为一种新型的死刑执行方式,面临着操作不当将增加受刑人的痛苦,成本比较高昂,适用范围问题受到不断质疑以及程序操作缺乏明确性指导等困境。但是其背后蕴藏的深厚底蕴决定了难以抹杀它的人道化、轻缓化等价值根基。当前努力的方向是在正视注射刑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基础上,推进注射刑的行刑实践。     

简论不定期刑制度

<正> 不定期刑制度最早出现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一八七六年美国纽约州通过的《教养院法》是美国采用不定期刑制度的最早的法律,之后,它逐渐被其它各州的法律所采用。不定期刑制度的特征,是法官在判决时,只作罪名的宣告,而剥夺罪犯自由的刑期则由行刑部门在行刑过程中视罪犯接受矫正的实际表现和效果来确定。不定期刑分为绝对不定期刑和相对不定期刑,前者是在宣告刑中完全不规定服刑期限,后者则是在宣告刑中只规定刑期的上限或者只规定刑期的下限。目前,大多数实行不定期刑制度的国家已取消了绝对不定期刑,而趋     

中国法的原始基因 ——以古文字为视野

中国古代法在问世的最初阶段就形成了其独有的原始基因,即中国古代法所具有的神圣性、权威性、伦理性、多元性和艺术性。原始的图腾崇拜中蕴含了古代法的神圣性元素,而戎礼军律及其实践则塑造了古代法的权威性特质,至于远古的风俗礼仪正是古代法伦理属性的发源地,誓命与御事恰恰表征了古代法的多元性。早期文明中的法体与证据运行方式则显示了古代法的艺术性,这或许正是一种实践智慧。这些原始基因构成了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并对中国古代法律实践活动施以重大影响。     

构建中国的量刑建议权制度

在现代刑事诉讼理论中,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核心,求刑权既包括定罪请求权,又包括量刑建议权。无论是在刑事法律的立法规定上,还是在刑事诉讼的司法实务中,我国检察官在刑事案件求刑权的行使过程中,凸现的还只是定罪请求权,刑事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诉讼实践中也没有行使本体意义上的量刑建议权。在构建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法治视野中,必须对检察官求刑权予以扩张和规制,设立与现代刑事诉讼相适应的检察官量刑建议权。     

论刑罚裁量的基本路径

国内学者关于刑罚裁量路径素有争议。刑罚裁量应当按照"确定基本刑———确定量刑情节轻重———修正基本刑"的路径进行。基本刑的确定要在实证基础上合理确定;量刑情节轻重的确定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量刑指南的做法进行,然后据此确定量刑情节的轻重;基本刑的修正要优先考虑责难的需要。     

刑法以及保安与矫正处分法中所涉及的国家强制措施的相对人所具有的危险和危险性——在法学理论中和法律实践中反对刑罚一元体系

正国家法律制度采取多种不同的措施来保护公民的合法利益:制定行为规范、设置刑罚和保安与矫正处分。如果没有对各种措施的具体特性以及(预防什么样的危险)目的进行斟酌,而不加以区别地使用是十分危险的。根据法治国家原则(Rechtsstaatprinzip)中对于各项措施特性的要求,我们可以确定上述各种措施的适用范围。这篇文章中还包括一份欧洲人权法院2009年12月17日的判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