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与国别性:一个知识性的梳理

本文是从知识性的角度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和国别性.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主要缘于国际关系研究者创建独立学科的诉求,哲学支撑为现代科学主义.而由于人文学科的特点,又不可避免具有国别性.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启示.最后,本文对两者间的关系做了思考.     

从科学与人文冲突视角看中国法律教育问题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发展的基本主题.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被作为启蒙旗帜和口号引进并广泛宣传,此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备受尊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而与"科学"相对应的"人文"精神则相对缺失.法学虽然被认为是人文社会学科,但在法学教育中,主要体现科学主义的"唯理性教学模式"影响深远,并严重制约和影响中国法学教育的目标模式和教学质量.面对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的旨在加强人文教育的教育改革大潮,适应21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对高素质法律人才的要求,探究我国法学教育问题的症结和补救之道,应是今日中国法学教育工作者的应尽之责.     

实证主义哲学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鸦片战争之后,实证主义哲学思潮逐步进入中国。实证主义哲学在近代中国具有独特的理论形态,并引发了科学主义和西化思潮,由此带来中国近代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因此,实证主义哲学是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潮,它对于塑造近现代中国文化功不可没。     

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

正生态危机是由人对自然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所造成的,具体有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有发展方式不正确的因素,有科学技术滥用的原因,但更本源的原因在于文化方面。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文化所支撑的,文化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建立,发展方式的选择,科学技术的利用。     

21世纪儒学面临的五大挑战(下)

认识论的问题:如何知中国现在最强的意识形态,大概就是科学主义。但我在上文提到科学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它本身有一个精神的转向,这个转向不是神秘主义,而是科学理性内部的新发展,是最杰出的一批科学家的一种新转向。这个新发展和新认识使得21世纪的科学或者说是20世纪下半期的科学,与19世纪以来到20世纪中期的科学主义的科学、实证科学有极大的不同。对这个问题,我们也从几个方面     

论费耶阿本德对科学主义哲学根基的摧毁

费耶阿本德以倡导相对主义为构建反科学主义体系的立足点,考察各种相对主义,暴露科学主义软肋,击中传统方法论的要害,撕开理性缺口,扯平传统的界限,进而粉碎科学霸权的堡垒。费氏竭力反对方法、批判理性,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毫不手软,使用极其极端的方式摧毁科学主义的哲学根基。     

社会科学本土化：反思、批判与限度

源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本土的实际状况,并不构成本土化研究的充分条件,因为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并不必然是对理论本身的证伪,而在文化意义的理解上寻求本土化研究的论据,其否定的就不仅仅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普适性,更是完全否定了社会科学知识本身的客观性。本土化倡导者正是因为混淆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取向,挑取人文主义的论据与科学主义的结果,才使得本土化研究看似论证有力、前景广阔,但在同一研究层面上,支持本土化的理由,更多的只是反应了社会科学理论自身的不完善,尤其是对本土社会科学“不加批判地运用”、“粗暴地套用”以及投机、功利式研究的不满,它与本土化本身必要与否基本没有太大关联。     

近代中国科学发展史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本文通过近代中国人对科学认识的考察,分析了科学在中国的认可经历了从接受科学器物到接受科学知识,从科学之功利价值到科学之思想方法价值,从科学精神到科学崇拜,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另一条路径实质是科学之路,由崇拜科学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从科学与人文冲突视角审视教育管理改革

在当今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中,体现科学主义的“科学主义管理模式”影响深远,并严重制约和影响着中国学校教育管理改革的目标模式和质量。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教育管理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从科学与人文冲突视角对我国教育管理改革的价值取向进行研究与反思,对深化我国教育管理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论科学诠释学的理论奠基

实证主义否认理解或解释在自然科学中的意义和价值,否认科学诠释学的可能性,甚至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亦可将理解还原为说明。传统诠释学则将诠释学限定在人文社会领域,实际上也否定了科学诠释学的可能性。哲学诠释学或本体诠释学和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哲学在理解与说明、科学与人文、认识论与诠释学之间所设定的僵硬界限,宣告了科学诠释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