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建者对社会党及其理论主张的认识与批判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们在建党前以不同方式接触、了解和研究过社会党及其理论主张.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们又在联系本国实际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对社会党及其理论主张进行了分析批判,进而坚定地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道路,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建列宁式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初创史与百年奋斗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党的创建者们的认识和抉择是正确的、科学的.社会党的理论主张不适合中国,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

数额犯的类型化是我国刑法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立法现象。数额要件的存在不仅仅是对刑法犯罪概念“但书”的具体化,其实它对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内部构造以及犯罪的既、未遂形态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发挥了数额要件的“截断”功能。这种数额“截断”功能在数额犯中具有普适性,可以被统称为“数额截断原理”。     

亟待探究和发现的证据分布规律 ——行为控制规律

事实证明问题是科学问题,不是价值问题.收集证据应该研究证据的分布规律,证据分布规律是举证责任规则的客观根据,是亟待探究和发现的规律.证据在行为人之间的分布遵循行为控制规律,即行为控制状态决定证据的分布状态.物质交换原理和控制论分别是行为控制规律的近现代科学依据.行为控制规律对证据收集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     

纪念与憧憬：着眼于改革开放的新拓展——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研讨会侧记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如今,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时期已经走过30个春秋。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2008年12月14日,由云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云南红河卷烟厂联合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研讨会在云南省弥勒湖泉宾馆举行。与会者从不同角度,令人信服地阐释了改革开放这场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是如何发展了中国、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朝向未来的中国,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     

理论视野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2008年12月26日下午主持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一部最丰富、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教科书,是一部最丰富、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实现我国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人复兴的教科书。这部教科书凝聚了党和人民的智慧和心血,体现了党和人民的艰辛探索和宝贵经验,     

马龙闪：应坚持“突破论” 否定“混同论”

近来,有论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同前苏联模式混为一谈,并提出"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这种概念是"可疑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是一个"假命题"。那么,究竟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     

内史与外史：科学社会主义的两种学科史叙事

学科史书写是学科合法性阐释和学科共同体身份认同的基石。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政治合法性和学理合法性相较于其他学科,具有更深层次的诉求,且二者之间的博弈和融合贯穿学科发展始终。综观其学科史叙事,角度不同、方式各异。根据库恩划分科学史的相关理论,可把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的叙事分为内史和外史两种类型。从书写方式来说,内史可进一步划分为“以范式理论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三种;外史可划分为“以学科建制化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两种。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两种叙事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其学科本身发展脉络,也能通过内史与外史的联结和对比,探索在学术思想和政治社会生活之间构建独一无二的学科体系。     

三代领导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和发展

党的三代领导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进行了艰辛探索,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着先导作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创造。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氧化还原机制在中医体质研究中的应用

[摘要]氧化还原平衡体现了阴阳平衡思想,氧化还原机制与体质学基本原理及体质三级预防理念有着相似之处,氧化还原机制的多样性研究为体质分类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对不同体质的人群进行氧化还原状态检测,一方面可诠释体质理论的科学内涵,另一方面可为“治未病”提供可供参考的指标体系。     

孔子制宪：康有为儒学普遍主义下的立宪观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康有为重构中国文明的自主性,力图保持儒学在政教中的普适地位。在处理儒学与立宪的关系时,康有为认为孔子作《春秋》立宪法,且与西方宪法相较,作为宪法的《春秋》在时空上具备普遍性。进而,康有为通过诠释儒学经典,以《春秋》公羊三世为普遍规范,将立宪政体融入儒学之中,以此为变法改制的步骤和方略提供理论依据。他还通过阐发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寻求人人自主、自立、平等的立宪原理,对传统儒学中的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做了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康有为贯通古今、融合中西而形成的“孔子制宪说”虽无法凝聚世人的立宪共识,但展现了传统、现代与未来之间的连续性,诠释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性,并提供了儒家立宪的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