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财政监督之问题与对策——基于过程监督视角的解读

财政监督是现代国家立法机关普遍享有的一项重要职权，是代议机关监督和制约政府、促使政府依法履行职责的有效手段。在我国，人大实施财政监督的主要方式是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决算，这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重要监督权力。长期以来，人大的财政监督在现实人大制度中却是一个薄弱环节，存在着监督形式单一、监督力度不大、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等问题。     

违宪审查模式之比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十六大提出的重要目标。作为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法治国家的实现。而目前我国当务之急是建构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机构,以结束我国几十年来有宪法无违宪案件的不正常现象。文章对世界三大违宪审查模式进行了利弊比较。     

2005法治：中国一路前行

——中国最高立法机关正在考虑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收回死刑复核权,从2006年1月1日和下半年开始,死刑上诉案件将分两个阶段全部公开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将司法体制改革推向攻坚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     

以司法的视角透析立法的几个问题

我们习惯了从立法本身来研究立法 ,以至于忘记了立法仅仅是法的运行的开端 ,处于法的内潜运行阶段。如果不把立法仅仅看作是孤立的一种立、改、废的活动 ,那么 ,它更重要的是立法后法的外显运行阶段。内潜运行实现了观念中的法通过立法机关的制定活动向客观法的转变 ,完成了法律从孕育到产生的过程。而外显运行则使客观法经由社会主体法律行为的中介 ,不断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关系 ,再现为社会的法律秩序。因此 ,从立法之后的司法来反证立法 ,不仅使我们的研究摒弃了不识庐山真面目之虞 ,而且这种大视角符合法运行的完整态势 ,符合立法的…     

引渡制度中我国应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以赖昌星案为视角

当前,我国不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死刑不引渡"原则主要是指根据请求方法律,被请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被判处死刑,除非请求方作出被请求方认为足够的保证不判处死刑,或者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不执行死刑",否则,被请求方"应当拒绝引渡"。在赖昌星一案中,由于加拿大不信任中国的死刑状况及外交照会,导致赖昌星不能成功引渡回国。从这个案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司法制度的公正性和中国的法治在某些方面并不被国际社会认同。本文试图以赖昌星案引渡不成功为例,浅谈我国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必要性,并对结合我国法律体系的实际情况,探讨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原则的具体方法和具体标准,即由最高法或者立法机关进行权威性解释或立法,以间接的、有限的态度由逐步向完全接受过渡,加快刑法体系相关内容的改革等。     

授权立法是与非

随着税收立法权回归全国人大的呼声愈演愈烈,授权立法也更多进入人们视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授权立法开始崛起和发展,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尤其是针对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对国家经济和法制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授权立法也暴露了诸多不成熟和弊端,质疑不断。     

逐步落实税收法定 努力实现依法治税

<正>"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重要内容,也是2014年全国"两会"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议题。贯彻落实这一原则,是政府依法征税、公民依法纳税的前提,事关民主法治建设全局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笔者认为,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对此作出立法设计,循序渐进、逐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依法治税的美好愿景。税收法定是指税收的开征、停征及纳税人、课税对象、税基、税率、税收优惠等基本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确定。在法学界,普遍认为税收法定     

一年来有关立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综述

<正> 1990年5月至今,国内报刊杂志发表了不少有关立法工作方面的文章,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现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将其中主要的意见和建议综述如下: 一、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1.立法工作不适应改革需要立法指导思想上的主要问题是,立法滞后,法律总是跟在实践后面走,而且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满足不了改革的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推进改革的指导性思维,反映在立法上基本上就是"成熟几条,制定几条,不求全",过于     

西方国家的议员立法助理制度

议员立法助理(kgislative Staff)是协助立法机关的议员履行立法职责、完成立法工作的具有法律专门知识的人员。随着近代各国立法工作的专门化和立法机关职能的强化，议员立法助理呈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趋势，已比较成熟和定型。议员立法助理成为各国议会等立法机关的重要辅助力量。本文着重介绍美、英、法、德等西方主要国家的议员立法助理设置情况及其相关规定。     

商品交易市场将有法可依

一个时期以来，“黑心棉、大头奶粉、苏丹红”等字眼不断诉诸媒体，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同时也引发了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关对包括食品在内的商品流通体系的深切关注。因而，如何让社会少些欺诈与不安，多些诚信与和谐，如何从制度层面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建立有效的商品交易市场管理制度，构筑和谐社会，便成为立法机关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