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态消费思想的“三维解读”

生态消费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因其复杂的内蕴及社会定位至今也没有得到清楚的、学界一致认可的表述。马克思未直接提及过生态消费的概念,但在其著作中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消费思想。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生态消费主要包含三重意蕴:生态消费是满足人的真实需要的消费;生态消费是复归人的本质的消费;生态消费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消费。三重意蕴体现了马克思生态消费思想以人为本的终极价值。正确把握马克思生态消费思想的多重意蕴,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生态消费思想的实质,而且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利于提高新形势下贯彻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方略的自觉性。     

青年交往异化的现状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交往是人类的基本活动,异化主要指"分离、疏远",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人化自然的客体主要表现为工具理性不断加大对人们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深度影响。     

毛泽东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的“三个提升”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重要标志。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作为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了"三个提升",即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升到与历史实践发展相联系的高度予以分析,提升到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相关联的高度予以重视,提升到与人民民主相契合的高度予以彰显。在这其中体现了毛泽东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科学思考,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践行“三严三实”与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

"三严三实"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深刻命题。它从做人、做事、为官三个角度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体现了对党员干部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有着浓郁的理论特色。它抓住了党员干部做人从政的根本,明确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准则,划定了党员干部为官律己的红线,对广大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缔造与探索:朱德从茂芝会议到犁铺头休整

三河坝战役后,朱德为保存革命火种,作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走出困境;在赣南实行"三整",将旧式军队改造成新型人民军队,实现从城市到农村、正规战转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在韶关与国民党军范石生部团结合作,为人民军队树立统一战线的成功范例,对缔造人民军队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历史贡献.     

黔东"神兵"改造之因应性及成效分析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转战黔东,对黔东地区"神兵"进行了革命性改造,使之成为红三军直接领导的地方革命武装,既充实和壮大了革命力量,也使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大众化.     

着力建设云南文明和谐新藏区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在贯彻落实云南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的实际行动中,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要坚定抓住理想信念教育这个关键,夯实执政基础;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始终,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推进高原特色农业、新能源、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围绕守护和提升"世界的香格里拉"品牌,建设高原特色旅游产业;落实农业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进藏行动计划,保障和改善民生;围绕和谐稳定大局,构建和谐社会,把党建作为统领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等措施,把迪庆州建成文明和谐新藏区。     

着力解决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中的问题

云南省第十次党代会召开期间,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陈豪在参加高等院校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高度重视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云南省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正在从整体上得到不断加强,对高校师生的思想政治引领功能日益彰显,同时,由于各种原因,又不同程度存在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弱化、虚化、淡化的问题。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学习贯彻云南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着力解决好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三化"问题。     

作为特赦实质条件的“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

在第八次特赦中,“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首次成为特赦的实质条件.在我国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语境中,也存在社会危险性的表述,但认识比较混乱.现实社会危险性需要通过客观证据来证明,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判断要将罪犯的现实表现作为判断依据.“现实社会危险性”只能采取封闭式的立法模式,“现实社会危险性”的表述不宜直接出现在立法文本中.“现实社会危险性”应当包括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以及存在诉讼风险两种情况,但有犯罪记录未必就属于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特赦中“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含义可表述为:通过客观证明可以证实,服刑罪犯在被释放后,存在继续危害社会、妨碍诉讼等情形的可能性.     

坚持和推进党内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北大核心CSSCI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六章通篇强调和突出了“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这个重大问题及其重要性。其中第三十九条专门提出：“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对待、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推动党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虚心接受群众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