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和视角下人的尊严与人权保护

从学术角度而言，人的尊严是人权的源泉，这一观点有着深厚的学术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人权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以人的尊严为基本考量的人权理论也得到了不断发展。在这个倡导权利的时代，人的尊严与人权保护是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     

心尖上的滋味

一部以美食为主题的7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短时间内迅速走红，甚至达到让观众看得“眼泪与口水齐飞”的地步，实属罕见。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一场“吃货总动员”的奇迹已被见证——这部深夜播出的饱含质朴与温情的纪录片“完胜”同期所有电视剧，连几次重播也屡创收视新高。无数观众连续几个深夜守在荧屏前，看得口水横飞，甚至连那些“不看电视剧多年”的80后、90后每晚也按时锁定央视一套，坐等这部传说中的“吃货指南”。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一部纪录片何以能够在口舌之间感动整个中国？     

台湾职业流动及其成因探究

职业流动既是社会流动的载体，又是社会变迁的推力。从世界范围看，职业结构并非静止而是动态高级化过程。高层级职业逐渐增加，低层级职业有所下降。这为劳动者向上流动提供了空间。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的职业流动是垂直流动，表现出工业化的特征。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职业结构高级化有所发展。研究台湾工业化过程，笔者发现其职业流动符合普遍法则，农民是一种外流的职业，工人是一个大量流入后又流出的职业。农村青年以农民和工人为职业度过了生命的黄金期，再继续流向其它职业。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工人在职业结构中的比重下降，服务业职业的比重逐步上升，从而逐渐实现社会职业结构的高级化。     

贪腐陷阱里的“80后”

贪污、受贿、渎职……这些犯罪似乎很难和刚在职场崭露头角的“80后”人员联系起来。然而，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公职犯罪案件中，“80后”人员正逐渐成为此类犯罪的重要群体。据统计，近两年北京市共审理“80后”人员公职犯罪案件74件。这些涉案人员三十出头，走上领导岗位不久，虽然职责权限不大，但行为危害大，涉案金额也不小，不容忽视。     

三种服务型政府观比较

当下中国学界与政界主要存在着三种服务型政府观,即基于政府价值理念的内涵定位和适应后工业社会治理要求的服务型政府观;基于政府价值理念的内涵定位和主要借鉴工业社会治理经验的服务型政府观;基于政府职能结构的内涵定位和主要借鉴工业社会治理经验的服务型政府观。它们在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内涵、主要特征、兴起动因、理论基础等方面的阐释与定位都不尽相同。就目前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而言,第一种服务型政府观理论目标相当宏大高远,但实践响应比较困难;第二种服务型政府观理论契合学界主流观点,但实践响应比较一般;第三种服务型政府观理论契合政界近期工作,且实践响应也较明显。梳理和比较这些不同的服务型政府观应当是推进和深化服务型政府研究的必要环节和重要任务。     

教育行政伦理研究的兴起、概念及话语重构

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开启了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整个人类亟须通过重构教育行政伦理研究话语来更好地服务于后工业社会下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尤其是随着反腐和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教育行政伦理研究的重要性被更加凸显出来。从社会治理的意义上省察和反思教育行政伦理研究,可以发现:教育行政伦理研究兴起于20世纪后期,经过短期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概念谱系。当前,人们亟须按照后工业社会的要求,来解构和扬弃根植于工业社会话语体系所建立的行政伦理研究传统话语,最终建构起一种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教育行政伦理研究话语体系。     

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的理论探讨和制度建构

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是提高决策质量、建设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创新制度,有必要在探讨其概念特征、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域外制度的实践经验,系统建构我国的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第36条对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粗略,建议将其独立成章,对评估的主体、对象、程序、标准、方法、效力等内容作出详细规定,推进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的法治化。     

我的“上校”同窗

在我读中学那会,正是社会上非常混乱的年代,读书既不能做官,不能成名成家,也不能摆脱毕业后去农村修地球的命运,于是谁也没有心思读书,不少问题学生就在社会上混。     

金融危机后世界共产党的三大战略策略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共产党人在深刻洞察世界形势新变化新发展的基础上,致力于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在斗争策略、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等事关世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都作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调整。这些调整,对于促使世界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在斗争策略上,不再迷信选举政治,强调议会内斗争与议会外斗争的结合     

司法现代化及其超越

著者在该书《后记》中说：“这是一部或许应该将其界定为法学理论属性的著作，因为虽以司法的现代性和现代化作主题，但在内容上已涉入现代性题域，通篇文字或许很难界定是在法律和司法阵地进行现代性理论思考，还是在现代性、后现代性语境中谈论法律和司法论题。其实这并不矛盾，在解释学语境中，语境与话语对象需要实现‘等置’（Gleichsetzung）和融合；要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立场，文本的意义更多地是由‘能指’之间的‘嬉戏’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