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的问题与策略论析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过程中,如果对其他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传播方式过于简单粗糙仅停留在宣传的程度,就容易产生丧失阵地的危险。因此,核心价值观需要广泛传播、有效传播,表述应更简洁,传播途径应多样化、自然化,执政党和领导干部要在施政过程中严格贯彻核心价值观。     

外语互动课堂教师言语反馈的语用研究

作为教师话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教师言语反馈在大学英语互动课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言语反馈的得当与否影响着学习者英语学习的情感、态度和动机,并决定着课堂互动的顺利开展。文章从关联—顺应模式这一认知语用理论角度出发对外语互动课堂中教师言语反馈进行研究。在分析教师言语反馈的言语行为与语境成分之间的相互顺应、意义的动态生成的同时,探讨教师言语反馈对课堂互动的推动作用。基于关联—顺应模式对教师反馈语言的分析,作者指出有效教师反馈语言的选择应考虑到学习者的情感因素、认知因素。同时,教师反馈方式应做到及时、确切、有针对性、多样化。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分化”策略的新变化及对策思考

基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地缘政治的竞争和战略的不信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一刻也没有松懈。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迫使美国调整了对华实施分化战略的策略;同时,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改革深化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的增多、社会冲突的加剧为美西方的分化活动提供了诸多契机和借口。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分化活动出现的新形式与新特点,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中国不仅要在策略方面进行应对,还需要在战略层面提出适应国家整体发展的顶层设计,更为重要的是在软实力上构建一套让全世界都信服且能与西方相抗衡的价值体系。     

美学经济与发展创意农业旅游的美学策略研究

创意农业旅游是美学经济的一种表现和产业现象。创意农业旅游属于创意产业,而创意产业和美学经济又存在交叉共生的关系。美学经济的相关理论对创意农业旅游的发展具有直接而重要的指导作用。借助科技手段与休闲理念,着力发展创意农业旅游,可以形成具有典型意义的创意农业旅游产品。发展创意农业旅游的美学策略包括美学原理、美学行销、美学创意、美学设计、美学服务、美学体验与美学认同等。发展创意农业旅游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认识不够深入到位、产业特性不够突出、理论研究落后等。     

中央苏区时期的农民宣传动员探析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针对广大工农群众的文艺宣传鼓动运动,此次运动与当时苏区农民的思想政治状态密切相关。在革命根据地创建伊始以及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苏区农民群众就在政治认识、思想观念、精神状态方面表现出了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不兼容。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大对他们的宣传以调动其革命热情,而在诸多动员方式中,文艺宣传扮演了物质性激励所不能替代的重要角色。尊重苏区民众的文化背景和水平,运用文艺宣传这种巧妙的方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艺术性和灵活性,这对于当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性考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学生网络欺凌的法律规制模式

学生网络欺凌属于侵权行为和冒犯性言论之结合,相应法律规制注重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公共空间交流秩序,同时协调冒犯性言论限制与言论自由保护之间的冲突。国内外现有的三种规制模式(私人规制、合作规制、法律责任规制)均有各自优劣,不宜绝对化。我国应当协同适用合作规制和法律责任规制：一是遵循政府规制的辅助性原则,提倡渐进性、多层次的规制责任配置结构;二是引入网络服务提供者审查的元规制原则,使其守门人责任配置实现信息管控与用户权利保障的协调;三是确立学校管教的修复式正义原则,重视扩张教育场域和修复学生群体关系。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扩张适用的理论批判及规则改进

长期以来,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存在扩张适用的现象。其直接原因是大量新型市场竞争行为不断涌现,类型化条款难以直接适用下的实用主义选择,根本原因是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功能定位及法律属性的误解。一般条款的扩张适用容易导致过度干预市场行为,由此引发的“假阳性错误”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初衷。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竞争观的重构、自由竞争价值的倡导、确保适度干预原则的贯彻及其作为行为规制法的功能回归,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色定位应回到市场机制的辅助工具上,在审慎论证的基础上启动一般条款。一般条款适用的优化需进一步明确其适用条件,借助法律论证分析框架弱化商业道德标准的不确定性,关切经济分析标准并援引实质性替代等方法分析之,对超出知识产权保护期限的作品原则上不再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保护。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位与分层治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改变了数字社会的生产架构,向既有的技术治理体系提出挑战。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呈现“基础模型—专业模型—服务应用”的分层业态,无法在现有的“技术支持者—服务提供者—内容生产者”监管框架中找到适配的法律定位;二是其传播模式和技术指标使得原有规制工具难以适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应符合其功能业态的技术逻辑,也应基于其在数字社会生产的地位,重新认识和调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位,将模型作为新型的法律治理对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因可接入千行百业而具有通用性,因同时提供信息内容与机器所需合成数据而具有强大赋能性,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应构建“基础模型—专业模型—服务应用”的分层治理体系,在不同的层次适配不同的规制思路与工具。在基础模型层以发展为导向,将其作为数字社会新型基础设施设置法律制度;在专业模型层以审慎包容为理念,进行分级分类并设置合理避风港规则;在服务应用层实施敏捷治理,建立合理容错制度。由此,我国得以从单一场景的算法治理发展为适应不同治理目标的复合型系统性治理。     

庭审实质化背景下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兼谈律师庭外声明的谨慎发布

律师庭外言论具有公民言论自由权的性质,它是律师在庭审中言论的延伸。律师对庭外言论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律师庭外言论具有不同于普通公众言论的特点,包括监督性和补偿性、权威性和公信性、误导性和煽动性、猜测性和评论性。正是由于具有上述特点,有必要对律师庭外言论进行规制。律师的职业身份要求在庭外慎言;律师庭外言论较少受到监控;律师庭外言论具有更强的传播力;庭审实质化改革使律师庭上言论对裁判的影响加强。律师庭外言论应当遵循如下规则：内外有别规则、当事人利益至上且经其同意规则、品格免提规则、禁止过度披露规则、避免自我炒作规则、反制规则和司法主体适度隔离规则。舆情并非真正民意的表达,“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并非以舆情为中心。庭审实质化改革背景下,律师应将意见发表在庭内,而不是搞“庭外辩护”。     

论公司分配底线规制的完善

公司分配是公司将资产无对价分配给股东,会降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与偿债能力,极易引发公司内外各方主体利益冲突,故而公司法设立了公司财产流出约束机制。我国公司法虽然奉行资本维持原则,却未能为公司分配行为提供清晰且统一的底线规制,只是分别设立了禁止抽逃出资规则、股份回购规则、减资规则等债权人保护规则,上述规则均是停留在列举公司违法分配的实践样态或程序规制层面,未能从公司分配为的经济实质出发,无法有效指引司法裁判与商事交易。参考域外法之经验,在设立广义公司分配概念基础上,改革资本维持原则所涉具体公司法规则,将资本与资产相匹配,明确公司分配数额不得超过“盈余公积金与未分配利润之和”,并适当融入偿债能力标准,将资产与债务相匹配,在规制不完善的股份回购制度与减资制度上采用资产负债表测试、衡平测试以及资本充足测试,由此为公司分配提供明确的底线规制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