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刑事诉讼法的宏观分析和评价

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国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具有相当力度的改革和完善,对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因而引起了国内各界乃至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为此,本刊组织了这次笔谈会。参加笔谈的学者(其中绝大多数为中青年学者)名抒己见,对这次刑诉法的主要修改之处进行了介绍、分析和评价。我们期望,这次笔谈能够引起法学界的讨论和争鸣,并有助于立法部门下一步的刑事诉讼立法工作。     

刑事简易程序调解模式的构建——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支撑

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目的在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改革我国刑事简易程序,构建刑事简易程序调解模式更有利于契合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立法初衷。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妥协精神、效率价值、对权利的平等保护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几个方面。恢复性司法对刑事简易程序调解模式的构建不无借鉴意义。     

我国民事简易程序刍议

民事简易程序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诉讼成本低、审理周期短、诉讼方式简便等特点,在我国民事审判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针对我国简易程序适用的现状,提出了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完善我国简易程序的适用提出了一些初步构想。     

我国民事速裁程序适用过程须明确的几个问题

尽管速裁程序本身也是简易程序的一种,但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并没有对速裁程序的明文规定,有关速裁程序的规范化运作等一系列问题还处于司法实践的探索之中,各地法院的做法亦各有不同.人民法院推行速裁程序顺应了公民平等接近司法权利的要求,是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路径,是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相互协调的体现.规范我国民事速裁程序必须明确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范围、速裁审理的组织机构、速裁案件的审判模式、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协调,对速裁程序的司法救济,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的收费标准,加强对速裁程序运作的监督与管理等几个问题.     

我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研究——与美、德刑事案件快速审理程序之比较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试点工作的决定》,该决定所启动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试点和未来的可能立法,既要立足我国本土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的实践,也应当吸收刑事案件快速审理程序的国际经验。美国的辩诉交易和德国的简易程序等快速审理程序在适用案件的范围、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和审理方式等方面,显示出与我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显著不同的风格。从比较法的意义上,将中国、美国和德国的刑事案件快速审理程序进行横向比较,不仅有利于深入剖析我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试点规范,而且可为未来速裁程序的科学立法提供国际经验。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思考

为了解决当前司法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工作压力大,影响司法效率的问题,新刑诉法专门针对简易程序作出了几处修改,这一举措,有效地兼顾了公平与效率,提高司法效率,优化了司法资源的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试从新刑诉法的修改要点分析,辩证地看待修改前后给公诉实务带来的挑战,积极探究应对措施。     

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问题研究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公诉人应当出庭.这对于构建合理的庭审结构、实现公诉职能的全面履行、遏制公诉权滥用以及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外国检察官的出庭经验,吸收本土不同地区的试点探索成果,构建繁简不同的简易案件公诉人出庭程序,同时衔接配套的简易程序庭审模式、倡导简案专办,充分利用庭前整理程序,并辅之以人财物的支持和出庭技能培训,检察机关必将能够践行本次新刑诉法之立法目的,推动公诉工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公诉案件简易程序问题研究

新刑诉法实施以来,简易程序案件办理面临着集中起诉之管理难题、被告人程序收益权未具体化、庭审效果欠佳等多方面的问题。要实现简易程序修法目标,应当以程序类型化理论为指导,从创新诉前办理模式、程序收益权的具体化、创设多元化的简易程序庭审模式等方面入手完善公诉案件简易程序办理机制。     

浅谈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现状与改革

当前我国犯罪率居高不下与司法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包括认罪轻案办理程序在内的刑事简易程序无疑是提升诉讼效率的最有效措施.目前我国刑事简易程序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严重缺陷,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刑事审判的需要.建立起多层次的刑事简易程序体系,赋予被告人启动简易程序的权利,建立快速移送程序以及赋予检察机关充...     

简易程序中行政处罚决定的告知与送达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规定：交通警察一人可以当场作出处罚决定,在当事人拒绝签字、拒绝签收的情况下,应当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这种＂注明＂是否等于告知、能否代替送达是一个未明确的问题,它在实践中会影响到执法和当事人的权利,以及公平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