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学的概念、性质、对象、体系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毒品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受国际毒潮的影响,我国毒品问题卷土重来。在较短的时间内,我国毒品犯罪不断加剧,吸毒人数持续上升。截止2003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超过105万人。如此严峻的毒品形势已对我国社会的治安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为消除毒品的危害,我国采取多种措施厉行禁毒。但是,禁毒斗争是长期、复杂和艰巨的,随着国内外禁毒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其特殊性已经凸显。因而,将禁毒纳入一门学科既从理论上,也从实践方面进行探索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禁毒学的诞生和研究将对我国乃至世…     

推动贵州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研究

推动贵州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是培育和壮大新兴产业的有效途径,有利于转变全省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是贵州省实现科学发展、后发赶超和同步小康的重要路径。本文拟从三个方面着手,分析我省大数据产业发展现状,探讨推动贵州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开创新常态下工业强省建设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苏时提出了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和“五个迈上新台阶”的新要求,省委召开的十二届九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系统阐述经济发展新常态,并全面部署了2015年经济工作,为新的一年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明确了重点,指明了方向。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协调问题研究——以河北易县清西陵为例

清西陵是清朝入关之后修建的第二个皇家陵寝,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城西15公里的永宁山下,离北京120多公里。清西陵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来,旅游业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春天。基于保护清西陵遗产,这对当地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如何在保护好清西陵遗产的同时兼顾经济发展,是当地政府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深化农地制度改革的目的、难题与解决机制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新时代农村改革的焦点和难点。习近平在2016年视察小岗村时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①。“仍然”一词,深刻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对农村土地制度及维护与发展农民土地利益的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明确要求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     

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的缺失与健全--兼谈工会组织的维权途径

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机制上存在的缺失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保障农民工权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工会作为集体劳动权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对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推进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建设,应该作出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度性选择.     

建立工会专职工作者职级薪酬分配机制——成都市锦江区总工会魏宇光谈工会专职工作者职级薪酬制

随着工运事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市、区(县)、街道(乡镇)工会组织开始从社会上公开招聘工会专职工作者。然而,如何建立与工会工作相适应的、合理公正的薪酬分配制度,稳定工会专职工作者队伍,调动工会专职工作者积极性成为一些工会组织正在思考的问题。两年前锦江区总工会出台了《工会专职工作者评级(试行)办法》。该《办法》的核心是个人收入与工作绩效挂钩,对工会专职工作者实行动态管理。锦江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魏宇光接受访问时,介绍了他们建立职级薪酬制的具体做法,并谈了实施这项制度两年多来的体会。     

坚持创新驱动推动科学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中多次强调,实施创新驱动是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举措,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要“集中力量推进科技创新,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表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科学发展的坚定决心和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今天,站在新的改革发展起点上,必须进一步增强推进创新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充分激发各方面的创新活力,确保创新驱动战略的有效推进。     

区域产业群成长的内生机制与学习路径——以台州产业群为个案的实证研究

核心企业与关联企业集聚在同一空间,形成产业群块状分布的格局.主导产品与关联产品的生产企业在一个区域内集聚,引导核心企业的非共享性知识在关联企业学习过程中的扩散,形成具有区域规模的产业群.专业化生产和小企业集聚是推动区域经济快速成长和区域竞争力形成的重要路径.市场机制是引导产业群要素集聚的基本机制,技术(知识)扩散对产业群的形成和发展、空间分布差异产生直接影响,区域人文因素也是引导要素集聚和形成产业群的重要路径.本文把产业群分为生产型产业群和流转型产业群,生产型产业群因协作而集聚,流转型产业群集聚受信息集聚的引导.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路径分化与中国应对策略研究

近年来,以国际投资仲裁为核心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合法性遭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引发了理论界的批判性思潮,这一重要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被推向了改革的十字路口。然而,对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路径,不同国家间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分歧,现存的主张可以划分为渐进性的投资仲裁改革模式、司法化的投资法庭模式与卡尔沃主义下的退回模式三种类型。不同国家间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各自在国际投资活动和争端解决中的利益诉求有所不同。中国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具有资本输出大国和资本输入大国的双重身份,也正处于对国际投资条约更新换代的关键阶段,在此背景之下,面对不同的改革主张,中国应从自身利益出发,通过双边机制差异性保持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利益平衡,利用区域平台构建多元化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在多边改革进程中积极发挥协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