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

本文通过一起实际的案例,对如何区分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作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以期对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的区分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有所裨益。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应该成为绑架罪的主体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刑法》第17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相应的补充或完善，将绑架罪纳入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使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成为绑架罪的主体。其理由如下：     

绑架罪之法定刑分析——兼论《刑法修正案(七)》对绑架罪的修改

1997年《刑法》第239条有关绑架罪法定刑的规定过于严厉,量刑情节过于简单,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诸多困惑或分歧。《刑法修正案(七)》尽管降低了绑架罪的起刑点,但仍存在减轻处罚情节的设置过于粗糙、加重量刑情节的设置过于严窄、对婴幼儿人身权利的特殊保护不全面等问题。因此,在减轻处罚与加重处罚情节的设置上做适当的调整,以趋合理。     

《刑法修正案（七）》对绑架罪的调整与刑罚适用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其中对绑架罪的法定刑进行了补充设置.在我国,绑架犯罪自唐代起就为成文法典所确认,并作为严重刑事犯罪予以处罚.新中国绑架罪的罪名源于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规定,1997年刑法典修订时正式设立了绑架罪的法条罪名,其中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论绑架罪既遂

绑架罪是司法实践中较常发生的犯罪，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对绑架罪做了详细的规定，但是，对于本罪的既遂标准理论界莫衷一是，单一行为说，复合行为说各有优劣，同时也有其他标准，本章就这一问题发袁了看法。     

宗教外衣庇护下的罪犯——新议克洛德

克洛德是《巴黎圣母院》中的"恶魔",法律意义上,他是一个在宗教外衣庇护下的罪犯形象。他犯有绑架罪、故意伤人罪以及流氓罪等,中世纪的神学宗教为他提供了犯罪的合法地位和合法身份。     

共同犯罪中止形态论

本文以云南省呈贡县一个真实的案例为例子,从当代刑法理论入手,剖析共同犯罪中犯罪中止的认定问题。在介绍了我国理论界有关共犯的中止认定问题的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后,着重对共犯关系脱离说从概念和理论依据上进行解析,用其解决我国共犯的中止认定问题有着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绑架罪的既未遂标准设定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绑架罪可以区分为基本犯与加重犯两种类型。基本犯有3种行为表现: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行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以及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行为,其法定刑为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加重犯有两种情形:致使被绑架     

绑架罪罪质特征之我见

刑法第239条的罪名应统一定为绑架罪。绑架罪与人质概念具有不可分离性，在绑架罪中，被剥夺人身自由者必然充当“人质”角色。绑架罪的行为手段具有多样性和实力控制性，并不仅局限于暴力、胁迫和麻醉这三种方法。用“劫持”替代“绑架”更具科学性。绑架罪是指，劫持、扣押某人或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并将其置于自己或第三人实力控制之下，以杀死、伤害或继续扣押该人质和威胁，强迫第三方满足其一定要求，作为释放人质的明示或暗示的条件的行为。     

关于绑架罪定性的两个问题

绑架罪是一种必须给予极其严厉的惩罚同时具有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和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的刑事犯罪。如何认定与其他犯罪行为发生交叉或牵连时的罪数问题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问题,笔者针对此疑难问题做了一些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