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法中听证程序的缺陷与完善

在我国,在长期的集权型政治体制和计划型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行政法失去了本身的监管政府、限制公权的意义,却成为政府的一种管理工具。相当多的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对行政程序法了解甚少,听证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服务型政府的逐渐建立。保障公众合法权益,依法行政、政务公开的呼声日益高涨。行政听证才得以慢慢产生并发展起来。在当代中国独特的国情下,我国行政处罚法中的听证程序有着许多旧体制的烙印。     

公开听证:让公平正义看得见

把司法公平公正公示与众,让司法结果更容易被公众、当事人所理解和接受,增加了群众对检察机关的信任和认同感,增强了司法机关的权威性"今天检察官几句话就把俺14年想不通的事情解释清楚了,打开了俺的心结,感谢检察院专门为俺开这个听证会!"一场听证会后,山东省惠民县农民老韩说。老韩自己也没想到,14年前的一场意外车祸,不仅让他失去了儿子,也让他本人深陷上访的泥沼之中。更没有想到,检察院会专门为他举办一场听证,不仅他理解了这个案件处理的道理,也帮助他放下"前尘",重获心里的宁静。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行政立法是法定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着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授权过宽,使之行政机关在行政立法过程中享有太多自由裁量权。于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立法机关授权立法控制、司法违宪审查控制的方法来有效地控制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权。随着民主思想的不断高涨,公民主动要求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愿望也更加强烈,能够充分体现民主精神的公众参与理论也慢慢兴起,行政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使得人民主权理论能够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得到延伸,能够让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全过程,从而有效地防止行政立法过程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使行政立法权能够良好运行。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完善行政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议。     

《刑罚执行:一个尴尬的现实话题》系列报道之一检察监督:是防不胜防还是力不从心?

2019年11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裁定,撤销了该院11年前对伊利集团前董事长、现黑龙江红星集团董事长郑俊怀的两次减刑,引发了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由于当事人郑俊怀的特殊身份和其先后任职的两家公司的影响力,有关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敏感话题再次浮出水面。一直以来,对于罪犯的减刑、假释,各地在法律之外规定了繁琐的内部审批程序,使得开庭审理和公开听证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成了名副其实的“未审先判”。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与国家设立减刑、假释制度立法目的不相符,严重削弱了司法裁判的权威和公平公正,更影响到国家对监狱服刑人员的人权保障形象。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尽快规范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将所有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案件纳入统一规范的司法程序,使之步入法治轨道,已经刻不容缓。     

论缓刑的法律性质--兼评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成立累犯的合理性

缓刑在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所表现的主要特性是不同的,因而对其性质进行分阶段的界定也就有了现实的依据和合理性。从决定是否对犯罪分子宣告缓刑的意义上来说,缓刑有刑罚裁量的性质;从对犯罪分子具体适用缓刑的各项规定的意义上来说,缓刑又具有刑罚执行的性质。缓刑,兼具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两重性质。在明确缓刑具有刑罚执行的法律性质的前提下,认定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相应之罪的犯罪分子为累犯,就有了理论以及法律上的合理性。此种处置,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角度来看,既符合中国社会重视行为人主观意志的现实,又能更好发挥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也是符合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的。     

我国的未成年人缓刑制度:反思与建构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我国普遍的社会问题,并且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鉴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差别,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与预防应当区别于成年人犯罪。我国目前未成年人缓刑在立法上存在缓刑种类单一、缓刑适用严苛以及司法上的裁量标准不明确的问题。应当考虑增加未成年人缓刑种类、放宽未成年人缓刑适用条件来对未成年人缓刑进行本体建构;完善未成年人缓刑适用的前置评估听证制度和后置考察矫正制度的配套建构。     

打好三张牌 让“赌徒”赢回人生

赌博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让人丧志理智,把一个天性善良的人轻易地转变成骗子、小偷甚至抢劫犯,使得他们在输掉钱财的同时也输掉了自己的人生。小庞就是曾经深陷赌博泥潭中的一员。2014年4月,为了筹措赌资,小庞谎称出售一批电缆线,从吕某处骗取现金6万元。事发之后,小庞被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于江北区司法局甬江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     

渎职犯罪轻刑化问题研究

一、解决之基:现状据统计,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渎职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渎职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为51.5%,明显高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19.74%的年均缓刑率。[1]《检察机关立案查处事故背后渎职犯罪情况报告》披露:2006年,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629名犯罪嫌疑人中,已经对370人作出了刑事处理,其中,检察机关决     

律师代理民事申诉制度研究

申诉在我国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但在当下社会转型时期对司法裁判终局效力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造成各种"乱象"。彻底的解决对策是废除该制度,而现阶段较为可行的策略是将其作为法院附设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申请再审程序共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律师代理申诉制度,旨在引导申诉走向法治轨道。律师代理申诉本质上一种中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其运行机制符合司法特性,遵循评估原则和回归程序原则。为破解该制度与相关程序和制度存在的兼容性障碍,应从律师代理的参与机制、程序保障和法律效力等三个层面进行具体制度构建。     

行政处罚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发展——以法规范与案例的互动为中心

指导案例6号明确表示没收较大数额涉案财产的行政处罚应适用听证程序，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实践中逐步拓展行政处罚听证范围的肯定。法规范和相关案例对于听证 范围的拓展表现为这样一种层次化的发展路径：对《行政处罚法》第42条的直接适用与具体化、“类似性”标准的应用和听证范围的实质性突破。规范和案例在听证范围的发展路径上存有各自的特点，但亦有明显的互动现象。在二者的交互影响过程中，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得到了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