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科学素养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公众科学素养影响着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广度、深度和效率。究其原因,公众科学素养是培植良好政策参与意识的基础,直接决定公民政策参与能力的高低并有助于利益驱动机制作用的发挥。面对这种影响,我们既要看到其因果关系的不明确性以及诸多的限制因素,又要谋求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多种途径。     

新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探讨

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随着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信息网络化的日趋发展,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大学生面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大学生思想道德呈现新特点。要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新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日本政界的"新国防族"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出现了一系列重大调整,直接冲击日本战后50年来"专守防卫"的政策原则。在日本政坛的这一演变进程中,一批被称为"新国防族"的新一代政治家迅速崛起并逐步进入权力中枢。在可预见的将来,"新国防族"推动日本政治右倾保守化的趋势难以逆转,同时也会遭遇日本国内外各种力量的约束。     

土耳其积极重振中亚政策

2006年11月17~18日,中断5年的“第八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在土耳其海滨城市安塔利亚恢复举行,与会首脑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突厥语国家之间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突厥语国家在一段时间关系冷淡后重新恢复峰会机制,主要得益于土耳其政府的大力推动。而土耳其之所以重新表现出积极姿态,与近年来土战略处境的变化以及中亚出现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密切相关。土耳其的新动向引起了有关各方的密切关注。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是前土耳其总统厄扎尔提议设立的,首次峰会于1992年10月在安卡拉举行,成员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     

将“生产责任制”进行到底!——纪念邓小平逝世10周年、南巡讲话15周年

“生产责任制”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一笔最大“遗产”,它有效遏制了经济生活领域中的“搭便车”现象。把责任制精神引入政治领域,或许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要务。     

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

对于“电视剧政治”的批判,大抵是公允的。我们对于历史大都难以抱有同情的心态去读,或热烈崇拜帝王的文功武治——一个强势的皇帝懂得调动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因素,专制远比民主更富有效率。     

俄罗斯总统的太平洋倡议与俄中关系

毋庸置疑，俄罗斯独立前是一个世界强国，也是一个公认的亚太国家。普京总统最初的设想是（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那样）在国际政治的轨道上，通过发展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来改变现状，但是设想没有成功。在亚太地区中，俄罗斯东部地区的经济基础过去和现在都较弱。     

权利是如何实现的——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行动策略、传媒与司法

社会变迁为民事主体提起诉讼提供了制度背景。行动策略经常影响权利实现的程度。传媒是诉讼过程中的重要支撑机构。传媒通过重构案件细节、塑造法律事实、提供知识、制造公共舆论等环节对个案产生影响。在一些存在法律漏洞的疑难案件中,传媒对司法的影响是表像,其后反映的是支持不同主张的力量的较量。这反映了转型社会下不同利益的重组。     

积极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思路对策

王乐夫、倪星在2005年第11期《学术研究》杂志上撰文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矛盾突出的转型时期，一个足以为转型把握方向的强有力的政府是必需的，因此政府的管理创新能力至关重要。新时期我国政府管理创新能力的提升途径主要有：一、培育政治领导人的企业家精神，激发其成就需求，发挥其政治远见和管理经验优势，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实践。二、强化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联合，     

乡村政治文化与精英政治化、政治社会化——基于湖北省九个村的调查比较分析

调查表明,中国农村村民的政治参与状况在不同区域、不同村庄有不同的表征。乡村政治参与关联于乡村政治文化,乡村政治文化的迥异源于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化和政治社会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