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要趣闻

里根1980年当选为总统时，前任总统卡特离开白宫之际，曾赠给他三封信，并一再告诫他不要轻易拆开这些信，只有当他施政处于危难关头时，才可按序拆开，这些信将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一细心的前总统还给这些信加上了编码。     

2005年两岸关系发展特点综述

2005年的两岸关系，可谓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以春节包机直航的突破开局，以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三·四讲话”、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台湾泛蓝三党主席相继访问大陆与中共达成交流共识为重点，以“双亚”赴台参加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的吊唁仪式、大陆开放台湾水果零关税登陆、宣布赠送两只大熊猫、对台湾学子赴大陆求学实行同等待遇、简化台商台胞赴大陆通关手续、文化名人李敖大陆行、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空前活跃等为“链接”，以泛蓝在岛内“三合一”选举中大胜为结局，——在在意味着两岸关系进入了转折点暨新阶段，坚冰正在悄然融化，前景令人期待。总括一年来的两岸关系，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探索欠发达地区 建设新农村的特色路径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就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这对最终解决“三农”问题，调整城乡关系，推动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郭沫若的“沧海横流”到毛泽东的“只争朝夕”

1962年,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动荡不安.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趋向紧张,中国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世界政治舞台上各种形式的反华浪潮纷纷袭来:美军侵略越南;印度军队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苏关系恶化,苏联领导人、苏联报刊和在苏联影响下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连篇累牍地发表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     

世界第一斜拉桥——苏通大桥

建设中的苏通大桥位于南通和苏州之间,是国家沿海高速公路跨越长江天堑的的重要枢纽,也是江苏沿江开发和沿海开发的“第一号”基础设施工程,全长32.4公里,其中北接线15.1公里,南接线9.2公里,跨江大桥8.1公里,主桥为斜拉桥,将创造最大跨径(1088米)、最长斜拉索(577米)、最高桥塔     

马克思世界历史视野中人的全面发展

世界历史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来人类历史发展趋向的科学概括,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终其一生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世界历史的前途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正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在那里,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与历史的双重内涵达到了最后的统一。因此,世界历史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     

尊重股东权利强化公司自治性——小议新修订《公司法》的重大突破

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法律界人士关注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于2005年10月27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修订的《公司法》由原《公司法》的230条减少为219条,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法律制度,更好地保障了投资者、经营者及劳动者等各方面的法律关系,此次新法的出台更是众多中小股东期盼已久的,这次修订将成为我国公司法律制度改革道路上的重要一步。一、注册资本金额、缴纳方式及股东出资范围的调整原《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人民政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新实践、 新经验,对人民政协的性质、重要地位、主要职能、工作主题,以及人民政协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等方面 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科学地总结了人民政协工作的基本经验和方法,推动了人民政协事业的不断发展。     

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几个问题的刍议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结合物 ,兼具刑诉与民诉二者之特征。探讨当事人范围、附带民诉制度中公诉与私诉等问题。提出建立有偿主义、国家垫付制度的设想。     

走入21世纪的美国行政法

理查德·斯图尔特教授是行政法与环境法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于1975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论文，《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更是美国公法学的经典文献。本文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续篇，是斯图尔特教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同一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也就是在一个民主代议制政体下，如何给非民选因而不直接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所行使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合法的基础。在斯图’尔特教授看来，这正是行政法的中心议题所在。文章以政府规制领域的行政法治为重点，概括总结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美国行政法的主要特征，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发展和重新组合到今天。文章然后评述了在目前持续增长的行政疲惫背景下所出现的实现规制目标的新方法，以及这些新方法的行政法意义。文章最后概述了行政法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特征，并勾勒出不同行政法模式在新时代的前景。斯图尔特教授认为。每一种现存的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缺陷，没有哪一个模式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新的时代条件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开拓出新的行政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