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强关系:自上而下型行业协会与政府关系探析

自上而下型行业协会与政府在结构与行动两维度上均体现为强关系,人事重叠是其典型特征。这种关系在投入、产出与公信力方面表现出互依赖性,在规范与权力两维度上呈现出不对称性,而在利益与运作原则维度上隐含着根本性的冲突。当挂靠国有企业时,这种强关系随之平移到企业与协会中间。这种强关系需要国家法团主义模式之上形式合理的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制和约束。     

探索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路径

谭琪、齐秀强在《理论前沿）2009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目前制约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关键是四对矛盾的存在，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矛盾，“火线问责”与制度问责、常态问责之矛盾，问责“大”与“小”之矛盾，责任“轻”与“重”之矛盾。因此，为使官员问责形成长效机制，应当着力于三个方面来探寻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之路。一是实行绩效问责，作为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突破口。通过绩效评估来强化问责，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做了精心准备、周密组织。从去年5月底开始,主题教育自上而下分两批进行,目前已基本结束。各级党组织有力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入,人民群众热情支持,整个主题教育特点鲜明、扎实紧凑,达到了预期目的。     

基层选择性治理偏差

农民对公共品的真正需求很难传递到上级政府,从而导致公共项目服务效果差。我国目前这种"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带来的最大负面影响就是提供的基础设施并不是农民最急需的     

一级做给一级看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谈到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响应中央号召,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切实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这充分表明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的重大意义。领导干部肩负"带领"和"教导"之责,其言行如何,至关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的成绩与问题

正目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决策机制主要是"自上而下"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由政府主导,行政色彩过浓,较少顾及群众的意愿与需求,有些村、镇甚至把公共服务形式化,做成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造成投入浪费。围绕北京市"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战略目标的实现,今年上半年,市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到各郊区县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推进城乡教文卫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课题调研组,先后到房山、通州、门头沟、密云、大兴等郊区县的中小学校、乡镇卫生院、农村文体活动室、卫生室进行了实地考察,听取了各郊区县关于本地区教文卫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情况     

从党内权力运行体系完善看民主建设科学化——基于党章修改的考察

党内权力运行体系完善集中体现了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化程度。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比较集中的自上而下逐级管制的权力运行体系,并在历次修改的党章中加以明确化,这使党内民主建设科学化水平受到限制。随着自身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权力滥用的弊端日益暴露,因此党在努力改革自上而下为主的权力运行体系,这可以从十二大到十八大党章的修改中体现出来。具体表现为:权力设置上在强化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的同时逐渐扩大自下而上的渠道,组织机构上在明确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的同时不断扩大自下而上的关系,决议执行上在规定自上而下的工作机制的同时不断扩大自下而上的诉求。     

向简政放权要发展活力

正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广西全面启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工作,以简政放权为重点开展政府"自我革命",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和创新。在我区全面深化改革中,一系列事关简政放权的举措令人关注:自上而下推进"大部门制"、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放权鼓励市县做好"自选动作"、政府公开晒"权力清单"等。这些改革如疾风骤雨般推进,进一步释放出体制机制的强大活力,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今年以来,我区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既得益于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也得益于新一轮简政放权的稳步落实。     

想起了“自上而下”

<正>媒体报道,近期有几个地方酝酿出台地主性法规,禁止有偿家教。先是山东省有个有偿家教的立法征求意见稿,拟将凡收费的家教全禁,接着是浙江省有个提交省人大的立法草案,部分禁,部分不禁。社会上对此议论得沸沸扬扬,于是10月26日,教育部有关官员出来表态,坚持反对"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有偿家教牟取私利"……     

政策执行研究中的理论模型探讨

在西方持续20多年的政策执行研究中,大量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执行方案和模型,最有代表性的是"自上而下"模型和"自下而上"模型,以及后来的整合式模型。围绕三种模型所展开的争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政策科学的理论内涵,推动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向着更加科学和民主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