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

受原乡传统的影响,中国人在向印尼移民的过程中,也把传统的宗教信仰带到了印尼。自有华人定居吧城之时起,就"有人必有庙"。至元明时期,华人庙宇已遍布印尼各地,尤以吧城为盛。吧国公堂是荷兰殖民时期吧城华人处理华人社会内部诸项事务的具有半自治性质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吧国公堂名下有华人四大佛教庙宇,即观音亭、完劫寺、安恤神庙和玄天上帝庙,其中以观音亭建立时间最早、影响最大。为管理与维护上述四大寺庙,公堂设置有专门的"掌庙宇公勃低"一职,还定期安排官员轮值管理不同的寺庙。公堂对华人寺庙的管理,包括主持中元节及清明节祭祀等宗教活动、寺庙的重修与维护、募集善缘题捐、监管寺庙日常工作(包括向荷印殖民政府申请僧人移民来到吧城,负责各寺庙僧众的选任、离职和监管,监督寺庙所属土地及房屋的出租,管理寺庙所属器具,监管寺庙日常收支及处理寺庙与周边民众的纠纷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半自治性质的一种体现。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荷兰殖民统治力量的增强,公堂的自治权逐渐被削弱。二战后印尼政府又对华人宗教活动进行诸多限制,于是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权逐步丧失。1970年代印尼政府更下令将具有华族色彩的庙宇(Klenteng)改为佛寺(Vihara),并禁止华人再建新的庙宇。     

家国情怀与抗疫伟力

2020年伊始,一场空前的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肆虐武汉,蔓延全国,国家和人民骤然面临巨大的威胁。疫情就是命令,抗疫亟待伟力,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国家凝聚力,导源于各族人民深厚的家国情怀。纵览中国古往今来的家国情怀及其释放的伟力,有助于认知当下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果,预判抗疫之战的前途。     

全国妇联执行国艾办CHARTSI期项目经验模式综述

CHAKTSI期项目（中英艾滋病策略支持项目）是根据全国妇联开展群众工作的优势和参与艾滋病防治的需要,在反复沟通、论证的基础上,中英双方对项目目标、执行策略、方式方法和项目产出获得清晰共识,CHARTSI期项目办对全国妇联给予支持,在相应的领域开展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合作各方严格按照执行方案实施,形成了具有较高借鉴价值的经验模式。2005年至2007年,CHARTSI期对全国妇联项目投入的主要领域是能力建设、多部门合作、经验总结和信息交流等,共投入项目15个,总计金额98万元人民币。     

湖北省国资委出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正>鄂国资产权[2008]218号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加强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号)、《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6]306号)和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制订本办法。     

环境习惯法对少数民族地区环境法制建设的贡献——以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和青海湟中县为例

将民族环境习惯法与国家法进行衔接和融合,既是少数民族地方环境法制建设的需要,也是民族环境习惯法现代化的合理进路。具体而言,三江源地区环境习惯法可以成为国家环境立法的来源,并有助于环境法律的实施,同时能够弥补环境立法的空缺。     

中美关系，想说“伙伴”不容易

2009年11月15日至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达成多项共识,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一致同意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这是两国继1997年确立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后,时隔12年后再谈“伙伴”。但双方在北京一团火热,回国仅一周,美国商务部就裁决对中国油井管实施反补贴关税制裁。就目前来看,既互利共生又磨擦竞争的中美两国,想说“伙伴”实在不容易。     

《美墨加协定》对非市场经济国的约束及其合法性研判

作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重要经贸外交成果,《美墨加协定》被称为是美国21世纪贸易协定的新范本。《美墨加协定》延续了美国对贸易对象国进行区别对待的传统,对非市场经济国投资者和国有企业的贸易投资行为进行严格限制,甚至开始在区域层面推广针对非市场经济国的"毒丸"条款,这严重损害了二战以来多边贸易体系中的非歧视待遇原则。《美墨加协定》非市场经济国的特殊规则违反了条约不对第三国施加义务、区域贸易协定应更自由化以及善意原则、禁反言等国际法规范。基于此,应从国际法角度认识并解决《美墨加协定》对非市场经济国的不当约束。作为利益相关方,中国一方面应积极回应所谓"非市场经济国"的指责,另一方面以维持和完善公平竞争秩序的方法推进国内市场经济改革,并以法治的理念深化中国和美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坚定不移地捍卫全球化。     

文化融入策略与恐怖组织的认同

恐怖组织的认同构建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个体恐怖分子在群体中找到自我、组织内部同一性的构建以及组织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整个认同构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第一阶段,潜在恐怖分子在主流文化中认同受挫,转而寻求加入恐怖组织。第二阶段,恐怖组织以自身所处的宗教文化为基础,构建其组织文化,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加深组织成员对这一文化的认同,但与此相对,恐怖组织外群体却很难认同其组织文化。第三阶段,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持续激化,最终导致恐怖组织采取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伊斯兰国”作为案例,对上述恐怖组织的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伊斯兰国”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文化融入策略密切相关,而其在阿富汗的受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文化融入策略“失当”所导致的,即“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但无力完成与塔利班的竞争,而且无法解决组织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因此,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暴恐极端势力时,关注文化融入策略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后"伊斯兰国"时期恐怖意识形态蔓延:一个新的讨论框架

当前,国际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战事已进入尾声,然而,地面战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思想的消亡。从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发展脉络框架下考察,“伊斯兰国”在这一思想脉络中的独特历史地位塑造了它当前与未来的思想发展方式。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当前反恐战争所面对的“战败者”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其意识形态过去近半个世纪危机式发展赋予了“伊斯兰国”面对失败的独特抵抗能力。“基地”组织在2011年被击溃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斯兰国”将很有可能继续在扩大其基本怀旧式叙事、赋予战败以合法性的同时,还将通过“全球恐怖商标”下的“特许经营”模式,将一种“暴力即思想”的恐怖思想内核进一步扩散并升级。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战争,可能刚刚到一个需要进行“中期评估”的时候,这场战争远未结束。     

"伊斯兰国"核心意识形态的渊源和实践

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建构和输出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特定内容的意识形态不仅催生了“伊斯兰国”组织,并最终实现了其“领土”形式。在内容上,“伊斯兰国”汲取了之前政治伊斯兰的理论建构成果,并在“圣战”组织的实践过程中确立了复归的“哈里发国”和暴恐化的“圣战”两大核心意识形态。不仅如此,“伊斯兰国”还对两大核心意识形态进行了激进化实践。在复归的“哈里发国”方面,“伊斯兰国”试图通过宣示权力和荣耀来奠定其合法性基础,并以此来操弄族群身份认同,以吸引更多支持者;在暴恐化的“圣战”方面,“伊斯兰国”致力于对暴力进行形塑和展示,推动“暴力仪式观”的传播,从而造成了新恐怖的弥散;此外,“伊斯兰国”还试图通过篡改伊斯兰教义教法的方式来建构复归的“哈里发国”同暴恐化的“圣战”之间的联系。在“伊斯兰国”遭遇地面战场的失利之后,这些意识形态及其实践会为其续命。鉴于这种情况,需要对“伊斯兰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给予更多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供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