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苏俄音乐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

俄罗斯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其民族深厚的艺术底蕴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音乐方面，更是引人注目。俄罗斯这片沃土培养出了许多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如柴可夫斯基、格林卡、拉赫玛尼诺夫等均享誉世界。多年来，俄罗斯音乐在国际乐坛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俄罗斯音乐对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产生...     

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作用考略

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指导和帮助,是加速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主要因素。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条件形成阶段、组织建成阶段、建党工作完成阶段,都蕴涵着共产国际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和帮助,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步伐。     

浅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的苏俄经济政策.作为新经济政策的总设计师,列宁对政策的制定、政策实施的具体内容及政策的一些实质性问题都进行了理论上的指导,使之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最终摸索出在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法、新途径.     

试析1921—1923年美国救济总署对苏俄的饥荒援助

1921—1922年苏维埃俄国遭受罕见饥荒,美国救济总署给予苏俄大量的粮食和药品援助,使成千上万的饥民摆脱了死神的威胁。美国人民对苏俄的援助完全是无私的,而美国政府的援助却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即希望利用经济援助改变苏俄人民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促使苏维埃政权早日崩溃。     

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与郭沫若的思想“转换”

20世纪2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对此，学术界一直认为这一“转换”是由于郭沫若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所致。这与历史真实是不相符的。大量史实说明，苏俄无产阶级革命化的巨大影响，才是导致这一“转换”的根本原因。     

科技合同的法律性质

<正> 科技合同在基本的民事法律规范性文件中还没有得到确定,无论是苏俄民法典,还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法典都没有提到达类合同。但是,科技合同就其本质来说,是民事法律合同,这类合同主要调整在特殊财产主体之间带有商品货币形式的财产关系。因创造和掌握科技成果而产生的财产关系,是经济关系体系中比较新的因素。它们的出     

苏俄早期在华的国家利益——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为中心的探讨

1919-1923年，苏俄政府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并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经过长期多次的谈判与磋商，中俄双方最终于1924年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虽然在协定中放弃了部分在华的特权，但出于自身安全和利益的需要，保留了中东铁路和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权，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通过国家利益具有的冲突性与合作性的双重属性来分析苏俄早期对华政策，可以发现其政策的两面性。因此，对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不仅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也应该注意到其消极的一面。     

列宁与孙中山被误解的私交

正20世纪初期,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的联合反帝斗争深远地影响了世界历史。作为当时两国革命的最高领袖,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的私交也为后人津津乐道。据说,列宁将孙中山于1918年发给苏俄政府支持其反帝斗争的电报视为"东方的光明",而孙中山也曾经称列宁为"革命圣人"。就在2010年,台湾政坛还曾就列宁是否嘲笑过孙中山"如少女般天真"而争得不可开交。这都给人一种错觉: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的私交一定非常好。事实果真如此吗?通过仔细梳理和甄别史料可以知道,列宁和孙中山     

透过苏俄对华宣言中关于庚子赔款的处理分析苏俄对华政策的实质

庚子赔款是1901年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所签的《辛丑条约》中偿付美英俄法等列强的各项赔款之总称。其中沙皇俄国约占赔款总数的29％,比重居各国之首。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先后于1919-1923年间发表三次对华宣言,宣称放弃庚子赔款中的俄国部分。通过分析苏俄三次对华宣言中对于庚子赔款问题的处理,笔者认为,所谓的“放弃庚子赔款”只是苏俄的一个幌子,其真实意图是以此达到同中国政府接触、打破国际上的外交困境。     

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续)

前言:本刊2012年第3期刊载了20世纪上半期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鲍里斯·布鲁兹库斯(Boris D.Brutzkus)的《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一书上卷的1-6章.本期刊出的是该书上卷第7-10章及下卷第1-2章. 布鲁兹库斯,1874年10月生于立陶宛,1908年在彼得堡农学院任教,1918年任彼得堡农业研究所教授,作为俄罗斯一流的农业问题权威,1922年任农业人民委员部彼得格勒省农业计划委员会主席. 还在苏俄处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1920年,他不断发表演讲批评苏俄的共产主义试验.1921年底将演讲内容整理成文,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问题》为题,在俄国技术协会第十一部(工业经济部)创办的《经济学家》杂志上连载.杂志的立场和观点受到列宁、季诺维也夫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激烈指责,杂志被查封,布鲁兹库斯和杂志编辑部其他大部分成员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布鲁兹库斯被驱逐后去了德国,任柏林俄语学院教授.他和一些被驱逐的俄国学者一道创办了"俄罗斯科学研究所",继续从事苏维埃俄国经济问题研究.纳粹上台后,"俄罗斯科学研究所"宣告解散,布鲁兹库斯谢绝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邀请,前往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任教.大战爆发前患肺癌去世.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布鲁兹库斯的《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一书第一次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系统地批评了计划经济体制,论证了市场经济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冯·哈耶克把布鲁兹库斯与冯·米瑟斯和马克斯·韦伯并列为20世纪早期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核心问题的学者,认为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批评显示了非凡的预见. 种种原因,中文读者对布鲁兹库斯了解甚少.本刊1997年第1期发表的俄罗斯经济史专家希罗格罗德的文章《论布鲁兹库斯及其专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问题)》,中央编译局张文成教授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2期上的文章《计划经济体制命运的预言者?--布鲁兹库斯及其(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一书》,可能是对布鲁兹库斯作系统介绍的仅有的两篇中文文献.刊发《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一书,望能有助于学界对这位思想家的研究.本译文根据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1935年版译出,除特别注明外,注释均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