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外交:基于概念的比较分析

预防性外交最早由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在冷战后的国际形势下得到不少国家的响应。但是,迄今为止,预防性外交的基本涵义及其构成要素还在争论中。笔者认为,事实上预防性外交作为全球治理的新手段,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生活中,对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涵义。我们需要根据国际政治的不同主体的利益、立场、地位和实力,来认识不同国际政治主体对于预防性外交要素的不同取舍。文章以联合国、美国与东盟在预防性外交问题上的立场为例,比较证明了这一论点。在此基础上,文章就中国预防性外交的战略和策略展开了初步探究和思考。     

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

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运动的内涵深刻而广泛,已成为影响东北亚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对于日本"国家正常化"的认识相对狭隘,集中反映出其对日政策重点从控制转为利用,期待通过对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有限推进使之逐步成为美国的全球伙伴。但美国的对策与日本自身对"国家正常化"的战略期待存在差异,故美对策中隐含着难以克服的多种矛盾。     

韩国人经略海外之踵

韩国已成为亚洲第三个以基督教为主导信仰的国家,大国意识膨胀之下的对外传教活动固然是其经略海外的捷径,但外交资源却投送不到偏远的阿富汗。这样的阿喀琉斯之踵,对于自诩"拥有9200年文明史"、梦系"大国战略"的大韩民族来说,实在是个不小的反讽与善意的提醒。     

联合国近年改革与中国外交

联合国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提升联合国的地位、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方向之争,涉及到国际新秩序的建立。2005年是推进联合国改革的重要年头,国际社会围绕联合国改革的纷争异常激烈。中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为把握联合国改革大方向,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团结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曾纪泽：弱国外交的杰出代表

曾纪泽,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的长子。1878年至1885年,他先后出任驻英、法、俄等国公使,前后达8年之久,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曾纪泽的外交实践证明,弱国有可能办好外交,而且弱国的成功外交,对于尽量减少强国的祸害,尽可能维护本国的利益关系极大。曾纪泽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通过外交斗争,对维护国家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外交家。有声有色的对英外交1879年1月4日,曾纪泽乘轮船首抵巴黎,然后转道伦敦,开始了他的驻外公使生涯。曾纪泽努力加强使馆的内部管理。他是我国勤俭办外交的先驱人物。出使英国后,他在自箴联中写道:“濡耳染…     

改变世界的握手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一次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11时30分,飞机平稳地停在候机楼前。机舱门打开了,穿着大衣的尼克松总统与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尼克松看到,周恩来总理站在舷梯前,在寒风中没有戴帽子。旁边站着叶剑英副主席、李先念     

中国公安科技代表团赴英考察

5月21日，中国公安科技考察团一行9人在公安部科技局副局长谭晓准的带领下，应邀赴英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考察学习活动。在英期间，考察团一行受到英国邀请方的热情接待，全体成员先后在伯明翰出席了一年一度的英国国际消防及安全博览会（简称：IFSEC）开幕式；并与英国安全行业管理委员会官员举行了见面座谈会。     

海外投资的外交保护

海外利益是指境外的国家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WTO规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定更是国际法规则的一部分。外交保护是指一国针对其国民因另一国国际不法行为而受的损害,以国家的名义为该国国民采取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解决手段。对海外投资的外交保护是海外投资保护的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可以进一步维护和拓展中国的海外利益。     

论英语演变的社会文化因素

英语是全世界特别是北欧不同语言在大不列颠岛融合和创新而成的。这种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便利的水上交通、频繁的外来侵入、积极的文化传播、大规模的对外扩张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为其演变提供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多层外交论刍议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众多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说明对外交往已不再只是国家的专利。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外交由中央政府统一管辖。地方政府、政党以及民众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不断加强对外交往、扩大国际合作,日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形成了在中央外交框架内的分层现象。然而性质决定行动,这些利益体的对外活动都是也必须是服务于国家整体外交,不得与国家利益相抵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