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行政化”的表现与后果分析

笔者认为，我国大学的“行政化”有四点表现：一是管理体制“政校一体、管办合一、权责失衡”：二是大学校长“官员化”；三是政府对大学实施全面的行政化管理；四是大学内部管理行政化。     

村干部年轻化与基层治理变迁——基于“走读干部”现象的考察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干部队伍建设出现村干部年轻化的典型趋势。通过考察在行政村一级出现的青年干部走读现象,分析村干部走读现象的制度生成结构与个体形塑机制,探讨村干部年轻化趋势背后折射出的基层治理变迁及其后果。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村干部年轻化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通过制度调整为年轻人进入村干部队伍释放体制机会,村庄发展去功能化与村庄公共性弱化为年轻人释放村庄政治空间,县域青年的体制偏好和家庭城镇化目标塑造出青年村干部走读的客观结果。然而,青年干部的发展策略围绕个人和家庭调整,给基层治理体系带来不稳定因素,他们对于村干部的职业认知与办事员身份契合,导致村级治理悬浮,最终强化村庄治理行政化面向。     

乡村治理中的制度举措失焦化:特征、生成与优化——以中部地区C县“三治结合”实践为例

相较于内卷化、制度失灵、制度失准,制度举措失焦化更为精准地概括了乡村治理中的此类问题:某些制度举措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工具性绩效,但却未能聚焦于制度本身的核心载体与价值要求。这种失焦化体现在“三治分离”、自治民生化、法治秩序化、德治行政化等方面。从基层治理实践看,干部价值观念错位、现有考评机制压力、群众需求异化是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制度举措的失焦化,又将进一步强化行政依赖、经费依赖,带来治理理念的错位。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规范与理性选择有助于揭示其生成机制,而治理过程的价值融入、制度创新的科学评价、群众主体性与乡村内生性的凸显,有助于改善失焦化这一现象。     

“领导心”难操,“奉献关”难过,“隔心墙”难拆 有了“铁饭碗”,村干部心还乱?

半月谈记者近期在多省基层调研发现,村干部专职化进而“行政化”已成基层现实。大量工作任务涌入村级组织,以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干部转向全脱产,收入也主要来自财政拨款。虽然有了“铁饭碗”,但不少村干部心态发生变化。村干部角色专职化背后,仍存一些问题待解。     

国资委董事选任:行政化抑或市场化

当前国资委董事选任方式实质上的行政化有着其深刻的制度成因:政治意愿、制度禀赋以及利益集团寻租。但是,这种选任机制是否妥当还需把国有公司划分为从事竞争性行业的与从事非竞争行业的分别予以讨论。对于从事竞争性行业的国有公司而言,国资委依赖市场机制来选任董事较为合理;对于从事非竞争性行业的,则行政任命方式选任董事比较可行。     

浅析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问题

新型农村社区不仅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着力点,更是创新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平台,旨在打破具有行政依附性的传统农村治理体制,为农民自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提供制度保障。探讨了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表现,分析了导致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原因,提出了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去行政化的对策。     

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论及其原因探析

针对城市社区居委行政化和社区负担过重的问题,新一轮的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改革普遍采取“社区工作站模式”,将行政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让居委会回归社区自治功能.但是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在实践中却产生了居委会被边缘化、制度化交易成本增加和居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即产生了无法实现居民自治的悖论.产生悖论的原因为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手段和目标不匹配,这是由于误解了城市社区和居委会的性质,没有区分冗余行政与基础行政以及行政与自治的关系.     

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反思社区行政化

社区是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但是在建设过程中,社区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本文主要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反思社区行政化的问题,从＂经济人＂假说、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角度来分析社区行政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社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拓宽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途径,积极引入非营利组织,建立政府与社区居委会良性互动等对策。     

非志愿者不参与志愿活动的合理化机制研究——对14名大学生的深度访谈分析

本文依据对14名从未参与志愿活动大学生的深度访谈资料,利用质的资料分析软件NVivo 7,对非志愿者不参与志愿活动的合理化机制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非志愿者在阐释自己的不参与行动时,一是通过"内部路径",构建了"内在合理化机制",即从个体自身寻找不参与的理由,从而将不参与行动合理化.他们找到的最主要理由是志愿活动与自我发展相冲突;二是通过"外部路径",构建了"外在合理化机制",即从个体自身以外的与志愿活动相关联的诸多方面去寻找不参与的理由,从而将不参与行动合理化.他们找到的最主要理由是志愿活动无意义、志愿活动缺乏安全保障;志愿组织行政化、官僚化倾向严重;志愿活动的社会支持网络缺位等等.文章最后讨论了上述研究发现的理论意义及其政策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