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贿赂犯罪体系的整体性反思与重构——基于法治反腐的使命

我国贿赂犯罪的刑法规范存在诸多根本性缺陷,目前已成为法治反腐的最大障碍。应删除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规定,然后将受贿罪罪状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基于其职务,为自己或者第三人索要、约定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至于行贿罪罪状,可考虑修改为：“基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的职务,任何人给予或者许诺给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任何不正当好处。”还应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不以犯罪论处”,以置贿赂者于囚徒困境。此外,由于受贿罪在罪质上明显不同于贪污罪,应对受贿罪设置独立的法定刑及适用条件。     

贪案配角 从行贿者到污点证人

正一名贪官因受贿罪被绳之以法,对应着多少名行贿人?因受贿近3000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前局长郑建民一案的判决书给出的答案是:130多人。2014年3月17日,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披露河南省烟草系统腐败窝案以及判处罪犯数据。这起腐败窝案的导火索正是源于郑建民的落马。据相关刑事判决书显示,郑建民被指控犯有近130项受贿事实,给郑建民行贿的人全部来自河南省烟草系统。郑建民在收钱后,主要为这些行贿者在职务晋升、安排子女就业以及经营业务上提供帮助。如今,相对于郑建民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该腐败窝案中涉及的130多名行贿者基本上都在担任原职务,没有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司法追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第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高检发研字[2014]2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经2014年2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现将柳立国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等五个案例印发给你们,供参考。柳立国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检例第12号)【关键词】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要旨】明知对方是食用油经销者,仍将用餐厨废弃油(俗称"地沟油")加工而成的劣质油脂销售给对方,导致劣质油脂流入食用油市场供人食用的,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明知油     

论行贿罪的两个问题

本文着重探讨了行贿罪理论和实践中的两个疑难问题。关于行贿罪的定义,指出对行贿罪下定义的关键是对行贿罪客体的准确认识,行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禁止财物交易性,行贿罪的定义可以表述为:违反国家廉政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关于行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可分为实体不正当利益和程序不正当利益。     

商业贿赂犯罪的惩治:现状与对策

商业贿赂的治理,无疑应从“治标”和“治本”两方面谋求对策。就“治标”而言,必须改变目前立法和司法对商业贿赂犯罪惩治总体钝化、执法底线不断后退的现状,坚持对商业贿赂犯罪“从严惩处”的方针。立法上,严密法网,简化商业贿赂的构罪条件,堵塞漏洞;司法上,严格执法,让立法所设置的商业贿赂成本在现实执法中得到验证。通过加重商业贿赂的违法成本,抑制其猖獗蔓延之势,为最终从源头上治理商业贿赂创造条件。     

倒在权、钱、色的诱惑下

2003年9月12日，海南中级人民法院对万宁市工商局原局长叶东雄案作出一审判决，叶东雄犯贪污、受贿、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赃款继续追缴。此前，海南省纪委、省监察厅已开除其党籍和公职。     

贿赂犯罪中的“谋取”新解——基于“不确定利益”理论的分析

长期以来,由于刑法学界对贿赂犯罪中"谋取"的理解存在重大的分歧,因此,导致司法实务部门在对贿赂犯罪中"谋取"的认定上各行其是。其实只要我们以"不确定利益"理论为背景来理解贿赂犯罪中的"谋取"行为,贿赂犯罪的认定问题并不难解决。当行为人以不正当手段谋取"不确定利益"时,根据行为方式的不同,可将"谋取"区分为初始性"谋取"、维持性"谋取"与扩展性"谋取"。与此相对应,受贿罪中的"谋取"可区分为初始性"给予"、维持性"给予"与扩展性"给予"。借用"不确定利益"理论既有利于揭示维持性"谋取"这一"谋取"类型的本质,又有利于实现统一理解刑法中"谋取"含义的目标。     

《刑法修正案(十二)》视角下贿赂犯罪的罪刑关系及其司法适用

贿赂犯罪罪刑关系充分贯彻了“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反腐败方略,呈现出体系化、协调化、个别化特征,同时在司法适用上也存在不均衡、不契合、差异化的困惑。贿赂犯罪中的财产性利益较有价之物的范围要窄,性贿赂等能否认定为财产性利益需要分别而论。无论受贿犯罪与行贿犯罪对应幅度内的法定刑是否相同,在具体适用时均须根据社会危害性轻重决定它们之间的量刑差异。只有充分考虑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才能真正实现贿赂犯罪定罪量刑的实质正义。作为贿赂犯罪罪刑适用的保障,在认定罪刑情节时需要贯彻价值判断。行贿罪的定罪情节与从重处罚情节存在重合,适用时不得进行重复评价。认定“感情投资型”受贿中的“可能影响职权行使”,不以国家工作人员“明知有具体请托事项”为必要,要根据受贿者与行贿者之间有无特殊关系、受贿者的状况、行贿者的事后表现等加以综合判断。终身监禁适用条件中的“犯罪情节等情况”,具体包括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的所有犯罪情节等情况,只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偏重且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偏轻,才能适用终身监禁。“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证明责任,可以转移给受贿人。     

我国贿赂犯罪罪名设置合理化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分则第八章关于行贿、受贿犯罪的主体与对象特征规定较为混乱,影响了大众对这些犯罪的认知,笔者建议变更现有立法模式,将受贿犯罪与行贿犯罪分别予以整合形成公务受贿罪与公务行贿罪。罪名整合后不仅简化现有罪名体系,便于公众认知与学习,而且也为今后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做了铺垫。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我国目前刑法关于受贿与行贿犯罪的立法规定进行整合和完善,形成关于公务受贿罪与公务行贿罪内容的具体设想。     

银行行长索钱行贿公安局长为哪般

9月7日,震动三晋、倍受社会广泛关注的太原市商业银行原行长吴元涉嫌受贿、行贿案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今年58岁的吴元,曾任太原市银行行长、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其子因涉黑被枪毙后,牵出枉法公安局长,继而让吴元为救儿子索钱行贿的犯罪事实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