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中引见者的定罪问题研究

在中国这样一个受到历史传统社会价值观影响甚深的国度里,"熟人社会"仍然是其主要特征的代名词,因此,在贿赂犯罪中行受贿双方的行为往往介入了第三人。第三人的"人脉"成为了促成贿赂犯罪的重要因素,其社会危害性很大,而实践中对第三人的行为准确定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第三人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况下更是难以区分行为的性质。本文认为应当从第三人有无职权、是否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来判断。这些判断标准是从刑法典的条文中衍生出来的,希望对刑法的研习者有所裨益。     

浅议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行贿与受贿是一对共生事物,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依存关系。但长期以来,我国无论在刑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重受贿轻行贿"的思想,究其原因有多方面,其中,行贿罪在立法上的先天不足是其根源,具体而言,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行贿罪的必备要件及由此产生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困惑,是行贿罪认定过程中的一个硬伤。本文立足这一现状,从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得出结论:应当取消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限制。     

论贿赂犯罪防控对策——以行贿罪轻刑化为视角

贿赂犯罪是严重的腐败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犯罪之一。由于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加之我国法律赋予侦查机关特殊侦查手段远远少于法治发达国家,造成部分贿赂犯罪未得到应有的惩处,导致对贿赂犯罪打击不力。而人们将之归结于司法机关对行贿人的放纵,甚至有学者提出为了从源头上遏制贿赂犯罪,应当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对行贿人施以重罚。根据法律规定,行贿和受贿都构成犯罪,都应当受刑事处罚,如果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无疑使行贿人和受贿人为逃避刑事处罚而无形之中结成利益同盟,增加了司法机关的办案难度。在当前形势下,要重点打击受贿犯罪以遏制贿赂案件的高发态势,应当坚持对行贿罪的轻刑化处理。     

行贿160万元，砸倒高官 绊倒自己

他是河南省建筑行业中的“大鳄”,被圈内人士称为“北京来的财神爷”。为了和高官搞好关系,他不惜用自家房屋作抵押,贷款100万元全部送礼。“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为单位带来了利益,但也带来了恶果。他用金钱铺路,“放长线钓大鱼”,钓来了“大鱼”,自己也跌落水中。     

行贿敛财：泥瓦匠跃身福布斯富豪榜

短短几年时间，一个泥水匠出身的小老板就跃身成为了拥有0．98亿美元资产的大富豪，名列2004年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第167位。检察机关剥茧抽丝，撕开层层迷雾，最终发现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的发迹史竟全是靠着不断的行贿官员………     

万宁市工商局原局长叶东雄一审被判16年

9月12日下午，海南省中级人民法院对万宁市工商局原局长叶东雄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贪污、受贿、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叶东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赃款继续追缴。     

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认定疑难问题评述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和司法解释对行贿罪的构成要件"谋取不正当利益"做了较为严格的解释,使得行贿罪的适用空间比较小。为严惩行贿犯罪行为,有必要对"谋取不正当利益"作出更为适宜的解释,更好地运用行贿罪打击行贿行为。     

对“权力托儿”也该“亮剑”

据报道,浙江台州一家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老总蔡某,因为帮助别人在权钱交易中牵线搭桥,近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这是台州地区首起因"介绍行贿罪"被诉的案件。对于许多人来说,"权力托儿"并不陌生。想升官的会遇到"帽子托儿",跑项目要资金有"审批托儿",升学有"招生托儿",打官司有"诉讼托儿"……凡是有权力可以寻租的地方,就有这些托儿     

要让贪腐官员缺乏“安全感”

反腐败需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而其中的关节点是要让贪腐官员缺乏逃脱制裁的“安全感”。最高“两院”曾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再次明确行贿罪追诉标准,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1万元以上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多次行贿的,按照累计金额予以处罚。这被诸多媒体解读为遏制官员受贿腐败的重要“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