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视角下的行政权力规制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关注的是某一实体的正义,而忽略程序的不公,现实生活中,程序使用不当,自由裁量权过度是导致行政权力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解决自由裁量权过度这个问题上,理论论证和实践经验都表明,行政实体法已无所作为。程序正义就是相对于实体正义而提出的,具有不同于实体正义的独立价值,对于规范行政行为,规制行政权力腐败具有积极的作用。要有效实现程序正义,控制公权力滥用、公权力异化,根本性途径就是制定行政程序法,从制度上、从法律上长远规制行政权力腐败。     

浅析行政法领域的风险规制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导致各类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各类专业领域风险规制的失败,因此突发事件的真正预防之道在于日常管理中风险规制法律制度的完善。重申政府安全保障职能、强化风险规制机构的负责性以及重视对具体规制措施的完善,是实现我国风险规制法律制度完善的必然选择。     

我国房地产市场中的政府规制及其改进对策

政府和市场二者都是房地产资源配置的主体。本文基于规制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了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规制的方式、内容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我国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规制改革措施,认为我国政府的规制政策应该着重于改变房地产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状况,以破除房地产市场的垄断结构。     

论企业的环境责任及其机制构建——以旅游企业为考察对象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与社会在环境利益上的冲突越来越显现出来。而传统的治理手段包括政府治理、科斯自愿谈判等在实践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灵现象,导致效率和公平受到损害,Ostrom等人提出了通过自治组织NGO管理公共物品的新途径,开辟了环境保护的新思路。经过对旅游企业的考察,主张通过构建政府治理、谈判以及社区治理的综合社会规制,促使企业自觉履行环境责任。     

关于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法制化的思考

对于拥有1.85亿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中国,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解决＂老有所养＂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目前,我国机构养老服务正在逐步壮大,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不断增多,社会养老服务从业人员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法制化管理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专业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的同时,应当加紧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规制,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论袭警行为的刑法规制

面对暴力袭警频发,警察权威受到严重挑战的形势,一个重要的对策就是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将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予以严厉惩治,以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有效保障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但是,法律对警察权威的特殊保障并不意味着警察权的扩大,更不意味着警察权的滥用。     

论我国行政指导制度的构建

战后,随着“服务行政”等理念的兴起,行政指导作为一种灵活有效的行政方法,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伴随我国改革的深入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这种温和而民主的行政方式被政府部门所接受,为人们所信赖。然而,行政指导同样是一把双刃剑。目前它在我国实践中存在诸多的问题,特别是行政指导行为受到法律约束的程度还很不够,相关责任救济机制仍未形成,这严重阻碍了行政指导作用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对行政指导从法律上进一步加以规范,加强程序规制,健全责任救济制度,从而建立起完善的行政指导制度。     

论公用事业民营化及其行政规制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为增加融资渠道,补充政府在公用事业上投资的不足,民营企业参与公用事业已是大势所趋。政府应加强在公用事业的市场准入、公共产品的价格形成、普遍服务与适度补偿等方面的研究,以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并协调公用事业产品提供中的商业性和社会性原则,从而构建适合公用事业民营化的行政规制体制。     

电信业规制改革研究：基于利益集团视角

利益集团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进程中,社会利益分化及利益实现群体化的必然趋势。基于利益集团的视角,考察电信运营商、规制机构、电信消费者等利益群体在电信业改革中的策略互动,探讨电信业深化改革的动力机制,促进各利益主体对社会资源的合理使用和博弈正效用的发挥,提升电信业政府规制的有效性。     

论规制权限不行使责任及其成立要件——以日本行政法及其判例为考察对象

违法性和过失组成了日本行政法中规制权限不行使责任的成立要件。违法性中的义务导出理论存在着裁量权收缩论和安全性确保义务论两种学说,但是日本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没有对这两种学说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同时,由于日本国家赔偿法对于不法行为法中的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引入,从而使违法性和过失的关系问题也存有异议。随着具体判例的不断增多,理论界和实务界更多的是倾向于二元论理论。整体上看,在规制权限不行使责任的成立要件中,违法性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不履行作为义务,从形式上看是做出不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而过失作为主观要件与违法性是分别独立存在的,二者共同认定了规制权限不行使的国家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