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

10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听取了关于民法通则和婚姻法部分条款的解释说明，明确中国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母姓，在三种情形下可以不随父母姓氏。所以如此，在于民法通则和婚姻法中的条款有相互冲突的一面。民法通则中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而婚姻法中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乐观量表的分析与研究

乐观不仅是一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同时也是对情境的归因与解释。马丁塞利格曼认为乐观是一种解释风格,在我们生活中主张弹性而灵活的乐观品质,乐观者将成功的喜悦归因于自身的、永久性和普遍性,而悲观者将其归因于他人的、暂时性和特定性;乐观者将失败的悲伤归因于他人的、暂时性和特定性,而悲观者将其归因于自身的、永久性和普遍性。     

化解“邻避矛盾” 建好公共设施

<正>邻避矛盾,是指居民或所在地单位,因担心可能存在环境风险的公共设施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采取情绪化的集体反对行为。邻避矛盾的发生,不仅会延误公共设施项目建设进程、加大建设成本,还可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亟待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为此建议:一、公开信息,主动取得群众理解支持     

袭警罪适用范围的合理划定

合理划定袭警罪的适用范围，关键在于对其构成要件要素特别是“暴力袭击”与“人民警察”的准确理解。就“暴力袭击”而言，应当是侵害人民警察的职务管理活动与人身安全双重法益，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在界定“人民警察”的概念时，若将辅警纳入人民警察的范畴则与文理解释的结论相悖，有违体系解释的协调性，未能正确处理法律合理性的冲突，难以对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作出妥当的说明。     

网络著作权案件审理法律适用浅议

目前,在我国民事审判和行政执法实践活动中,网络著作权案件审理和处理的直接法律依据是国家版权局1999年12月9日制定的<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以下简称<数字化制品规定>)和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4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著作权解释>).<数字化制品规定>和<网络著作权解释>的规定,特别是后者,对于准确理解和适用民法通则、著作权法及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提供了统一依据,对于及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众多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充分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司法审判和行政执法实践意义.     

醉驾入刑的立法错位及其克服

从刑法修正案(八)“一律入罪”的定性立法现实到最高院的“勿一律入罪”,从通知收集案例拟进行案例指导到将来的司法解释,从公安部的“醉驾一律刑事立案”到“酌情取保候审”,均反映了醉驾“定性”式立法在中国“定性加定量”式刑法框架下的尴尬,国外醉驾定性立法其实在我国刑法立法模式下是不兼容的,“醉驾一律入刑”的争议必然产生.尴尬之解决、行政规制和刑事处罚的不同意义指向以及“醉酒”之模糊性需要对醉驾进行入罪和量刑解释.入罪解释的基础在于作为刑事处罚的醉驾之醉酒标准应高于作为常识的醉酒和作为行政规制的醉酒之标准,应把醉驾出罪因素解释为阻却违法事项,这并不是变更入罪条件,因此仍可由最高院进行.量刑解释需要考虑行为人本身、醉酒和驾驶等三个层面的因素.     

论伊斯兰法的圣战思想

文章从伊斯兰法的三个渊源即古兰经、圣训和"法学家的解释"的角度,全面梳理和分析了伊斯兰法的圣战思想。认为伊斯兰法圣战思想不是一个划一的、一成不变的教条(律),它在不同法源上有着不同的侧重和意义;本质上伊斯兰法圣战思想是各个时代,境遇不同的伊斯兰共同体应对内外危机、维护共同体利益的重要手段及精神武器,其根基深深植于对现实的回应中。     

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困境与修正一以《婚姻法解释三》为视角

《婚姻法解释三》暴露了我国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即其已异化成为“准立法”。由此进一步深入，即得出了我国司法解释制度陷入权源不一、权行不当的“两不困境”的结论。故亟待修正：主体一元化可使之从不一走向统一；解释正当化可使之从不当走向正当；重视监督制可使之从少监督走向有规制。如此，司法解释方能回归正途，发挥出增强法律适用性，填补法律空白或漏洞，进而推动法治文明的效用。     

环境监管失职罪为何被“屏蔽”

2013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界定了严重污染环境的14项认定标准。同时,还明确规定: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罪的结果加重要件、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的入罪要件为"致     

倒卖车票犯罪的网络异化及其反思

利用网络倒卖火车票的新型倒票行为呈高发态势。在快速异化的犯罪手段面前现有刑法和司法解释稍显滞后,信息时代新型"倒卖车票"犯罪形式面临着司法定性的争议与困境。有必要通过扩张解释将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严密区分网络时代倒卖车票罪的罪与非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