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一元多级"的证明标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最新成果,其核心价值在于适应中国刑事司法现状,提高司法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实现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兼顾。证明标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公正与效率的重要保障。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一元多级"的证明标准,取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追求、《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的立法模式以及案件自身特点所确定的司法要素。确立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有助于丰富刑事诉讼证明理论,实践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功能,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认罪认罚视野下值班律师制度的思考

在控辩审刑事诉讼格局下,肯定值班律师辩护人诉讼身份的应然定位是实现认罪认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的保障,也是认罪认罚适用简易程序的正当性基础。文章在论述这一正当性的基础上,从界定值班律师诉讼身份、明确介入时间、强化诉讼权利及保障相关配套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具体构想。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被害人权益保护制度研究

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重点聚焦被追诉人的权益保护,而对被害人权益保护却重视不够,存在知情权保障有限、参与权保障不足、赔偿范围偏窄、缺乏值班律师援助等问题和不足,亟待加以完善解决。文章通过梳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被害人权益保护现状,分析总结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路径,以期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研究有所裨益。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语境下的抗诉选择

协商型司法理念为认罪认罚案件的抗诉触发机制带来了微妙的影响。面对一审裁判结果，检察机关宜更加关注抗诉制度的责任义务面向与价值传导功能，作出更为适应制度功能调整的抗诉选择。认罪认罚案件中，基于对裁判依据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量刑建议采纳情况及程序正当性判断，检察机关可以作出因一审裁判自身而引发的抗诉选择；当裁判据以定罪或量刑的证据性质、内容等因素因被告人反悔上诉而改变并产生足以颠覆裁判结论的变化时，检察机关可以作出因被告人反悔上诉致从宽量刑明显不当而引发的抗诉选择。由此，将抗诉作为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良性运行的有效手段，以新的抗诉选择体现检察机关的司法态度，有助于长远地平衡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     

美国报复性起诉规则理路及对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启示

为防止检察官滥权对拒绝认罪并要求陪审团审判或上诉的被追诉人进行惩罚，美国在辩诉交易实践中确立了报复性起诉规则，后因该规则与辩诉交易所追崇的效率价值相抵牾，致其适用范围被大幅限缩。相比之下，我国检察官的权力未有美国检察官大，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同为协商型司法，皆存在检察官利用优势压制被追诉人的风险，且随着检察机关主导地位的凸显，该种风险有了更多可及性。应认真审思美国辩诉交易实践中报复性起诉规则的理路，对检察权行使加以合理规制，促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行稳致远。     

认罪轻微刑事案件程序分流模式构建

司法实践表明,认罪轻微刑事案件占较大比例。如何建立规范而简便的认罪案件程序,需明确"认罪"的涵义,并结合刑事和解程序规定,分别在侦查阶段、公诉环节和审判程序中进行合理分流,构建轻微刑事案件分流模式,力求保障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和谐司法。     

辩诉交易制度兴起的偶然与必然——评费希尔教授《辩诉交易的胜利》

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长期受到我国法学界的关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为我们重新审视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契机。我国法学界尽管已经对辩诉交易制度的现状展开了充分的研究，但对其具体发展的历程和制约因素认识不足。乔治·费希尔教授的著作《辩诉交易的胜利——美国辩诉交易史》揭示了，辩诉交易制度经历了兴起、发展和彻底胜利三个发展阶段，是多方主体长期共同塑造的结果，而非顶层设计的产物。“激励机制”和“权力选择”共同作用，使得各方诉讼主体深入参与到辩诉交易之中，为该制度提供了持久的生命力。费希尔教授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为审慎地看待刑事协商制度，更加深入地分析诉讼制度对诉讼主体的影响，产生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     

试论激情犯罪的认定标准

有关激情犯罪情节法定化的问题是我国刑法界的热点问题之一。虽然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均存在关于激情犯罪的明文规定,但是我国刑法典中缺少有关规定。借鉴国外有关激情犯罪的立法例,从起因标准、刺激程度标准、时间标准和对象标准四个方面界定其认定标准,以期对今后我国将激情犯罪纳入刑事立法并将其作为法定从宽情节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