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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局副局长被诬“保护伞”案庭审直击:涉案3警察认罪11月4日上午,杨华杰、武其虎、张正刑讯逼供罪一案在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开庭。3名被告人都曾是民警,在19年前侦办太和县“2·27”案件时,对太和县检察院原反贪局副局长李金奎等多名涉案人员实施了刑讯逼供行为,造成错案。     

以法律文书改革助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高质量运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法律文书改革专题研讨会综述

为进一步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优势,加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法律文书改革疑难问题研究,近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法律文书改革专题研讨会在广东省湛江市举办。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主办,广东省湛江市检察院承办。     

论罚金刑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类型适用

实践中对于罚金刑量刑建议的提出形式与预缴罚金的效力认定具有一定随意性。应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特殊预防的核心本质,从预防目的入手建构罚金刑的适用与犯罪类型的衔接模式。具体的类型化过程应区分轻罪与重罪,在重罪中区分财产犯罪和其他贪利型犯罪。对于其他贪利型犯罪,应将之定义为在主观要素上具备“营利目的”“牟利目的”“非法占有目的”“非法所有目的”之一的犯罪。在不同犯罪类型中,对量刑建议的提出形式和预缴罚金的效力认定存在着不同要求。在上述模式的具体适用中,应着重考虑效率价值对于预防目的的影响,对相关模式所指向的不同要求进行一定变通。     

重罪案件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探究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是进一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等司法制度改革的理念要求。以司法实践中重罪案件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现状为视角,分析司法实践中问题的表现特征及产生原因。基于司法实践发展需要,宜从更新办案理念、转变重刑思想,注重矛盾化解、强化沟通协调,明确审查重点、提升研判能力,接受外部监督、加强请示汇报等方面进行改进,以期对重罪案件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的作用发挥有所裨益。     

论“认罪认罚”权利的义务化——基于诉讼结构的分析

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被追诉人的防御权利被克减,检察官主导作用得到强化,原本不均衡的诉讼结构进一步向控方倾斜。由此导致认罪认罚协商偏离了制度预设的“权力—权利”双向互动,成为检察官权力的单方行使和被追诉人的义务履行。“认罪认罚”权利的义务化使得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受到质疑,从而动摇了认罪案件定罪的公正性基础,引发无辜者被追诉的潜在风险。因此,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遵循权利化的改革逻辑,从平衡两造结构出发,增强被追诉人的权利防御和平等武装,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选择权、认罪认罚反悔权、上诉权和救济权,以及探索值班律师辩护人化的有效路径。     

认罪认罚应被视为刑法规定的独立量刑情节

刑事审判程序的价值和量刑情节的识别依据,决定了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从宽依据是刑法而非刑事诉讼法。认罪认罚从宽是一个新制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理念,《刑法》应当补充规定。对比认罪认罚与坦白、自首的构成要素可以发现,认罪认罚包含坦白但与自首存在交叉,在此基础上,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可以认为认罪认罚是独立的量刑情节。当认罪认罚案件中出现坦白、自首情形时,对坦白不作重复评价,量刑时只需根据被追诉人“供述的罪行”范围作出具体判断。     

共同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证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自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实施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修复社会正义、保护被告人权益等积极效果,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果有部分被告人拒不认罪,案件的整体量刑相对较重,容易对已经认罪的被告人施加过重的刑罚,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通过对2022年H省共同犯罪认罪认罚从宽处罚案件的梳理,发现司法实践中共同犯罪案件认罪从宽处罚制度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提出可供参考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