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宪法界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与保障人权、体现国家保护义务等宪法意义。同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与个人罪责原则相冲突，自愿性保护不足等问题。为此有必要把人权保障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宪性控制的基础，并将法治原则作为自愿性的判断标准，从而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是在保障辩护权、知情权的基础上进行。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人民检察院的协商过程中，应确保协商双方的对等性、协商程序的正当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展开，应符合宪法关于法检公三机关相互制约原则，合理协调法检公三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不同功能。     

误区与正道: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法定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于总则中原则性确立,学界一直坚持的认罪认罚从宽入法主张得以实现。但是,这一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仍然存在诸多理论问题。认罪认罚从宽的核心在于有利于被追诉人的从宽的实现。程序从宽命题包括诉讼程序从宽、强制措施适用从宽和证据制度从宽三个方面。但该理论命题存在诸多法理与逻辑上的问题,可能将从宽置换为程序从快、从简,有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应予否定。认罪认罚从宽应当从刑事实体法理论体系中寻找自身位置,接受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在量刑时坚持认罪认罚后从宽,而非从宽后认罪认罚的基本逻辑,精细化研究认罪认罚从宽与自首、坦白、立功间是否存在重复评价等问题,避免因不当限缩从宽的幅度与范围而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能的萎缩。     

领导错了，下级怎么办？

何耘韬案进入公众的视野，源于一篇微博：“我的父亲当了替罪羊，廉江法院根本不开庭宣判，直接到看守所摆出两份判决书供他选择：认罪就放人。否则就判刑……”     

罪犯认罪悔罪认定问题研究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罪犯认罪悔罪是其减刑、假释的必要条件。而现阶段,我国执行机关在认定罪犯的认罪悔罪态度上存在诸多问题,这不仅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也不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应当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准确认定罪犯认罪悔罪态度,更好地行使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     

构建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专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樊崇义

记者：樊先生您好,随着我国刑事理念不断在进步,为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我国加大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进力度。该制度的定位和属性应该怎么理解呢？ 樊崇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对于认罪、悔罪的被告人进行从轻、从宽处理的程序。严格意义上来说,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之前,认罪认罚从宽制...     

“被告人认罪案件”办理问题研究——以检察机关为视角

“被告人认罪案件”司法程序作为一项具体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否简化审判程序，简化到何种程度，和我国的历史传统、法律文化、诉讼习惯尤其是现实案多人少的现状有密切联系。这也足以解释为何刑事诉讼中存在简化审理而行政诉讼中却没有类似的制度。因此，我国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制度的构建，也应适应我国基层司法的现状，做出灵活、务实的选择。     

美国最牛惯犯第153次被捕

6月4日，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位名叫鲍德温的男子第153次被捕。 49岁的鲍德温说，长期以来他一直跟酒精的诱惑搏斗，最近一年在牢中，也努力想戒掉那些坏习惯。未料到他一周前刚出狱，又故态复萌。鲍德温告诉法官说，他打算对这次的伤害、闯入和酗酒等罪名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