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作用

优化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对于强化检察职能、平衡诉讼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发挥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作用还面临权属争议、不起诉程序繁琐等困境,因此,检察机关应明确主导作用的制度保障,提高主导作用的能力保障,加强主导作用的监督保障,进一步发挥其主导作用.     

论“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的定位

传统刑法和司法实践将"认罪态度"定位于酌定量刑情节,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和司法人员的认识差异,造成了量刑时空上的不平衡。本文认为,随着"自首"、"立功"和"坦白"的逐步法定化,将"积极退赃"和"赔偿损失"升格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件已经具备。它不仅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依赖于刑罚改造理论和人身危险性理论的理论支撑,还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法律基础及外国立法提供的参考和借鉴。因此,应将"积极退赃"和"赔偿损失"升格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件和从宽处罚的具体标准,实现"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法律地位的转变及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零口供”被告人终俯首认罪

3月18日下午2时，上海静安区法院第一法庭内，一起“零口供”的盗窃案件正在开庭审理。由于被枞刘敏建被抓获后，拒不认罪，静安区检察院依照新刑诉法的有关规定，申请案件有关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据悉，这是新刑诉法实施后，     

台湾地区认罪协商程序的引进和运作情况分析

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已经朝着改良式当事入主义方向发展,为减轻法院审判压力,确保法官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疑难复杂的案件中,台湾地区几经曲折,于2004年在刑事诉讼法第七编之一引入认罪协商程序,立法过程可谓激烈而艰难.台湾地区在引入该程序时参考了美、意、日等国家的规定,更注重结合自身实际,形成了符合本土的程序特色,司法运作过程中也给被告人科刑带来很大的利益,但是由于立法规定存有不足,导致认罪协商程序的适用并不普遍.为此,对待一项新的制度必须理性而谨慎.     

认罪态度对法官判决影响的实证分析

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会对法官的判决产生影响,这不仅因为认罪态度是酌定量刑情节,而且与法官的个人因素也有着密切的关联。认罪态度对法官判决影响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一种感性的刺激,比如通过影响法官的情绪从而对法官的判决产生影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义务本位主义的诉讼模式,再加上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制度设置,关于被告人认罪态度的法律规定实质上会对被告人的权利产生负面影响。为限制法官在认罪态度认定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应建立独立或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进行量刑辩护,把构成认罪态度的各个要素进行量化。     

认罪认罚从宽的价值体认与制度构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以诉讼效益和诉讼公正为价值基础的集合性制度,以效益和公正二元价值体系为研究进路,该制度可以适用于侦查阶段;在其适用过程中,应赋予检察机关程序终结权、保障被害人的程序权利并合理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其所适用的案件犯罪证明标准不应降低。在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应着力建立认罪认罚案件全程分流机制、被告人自愿认罪保障机制和规范化量刑机制。     

法国认罪程序带来的检察官职能演变

2004年法国在刑事诉讼中正式引入了“被告人认罪下的出庭程序”,其目的是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但也极大地改变了各个诉讼主体的地位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检察官无疑是本次改革的最大收益者,其在审前阶段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不但继续保持着对绝大多数案件的侦查领导权,还获得了更多的对案件进行最终司法处理的决定权,并可以决定几乎所有案件的未来走向.不过,由于法国检察院同时具有司法属性和行政属性,这一混合地位也给检察院行使权力的公正性带来了广泛的争议.     

被告人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研究

被告人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是指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后正式审理之前,由法官确认被告人是否有罪。该程序的设立有其法理基础。在我国列入该程序对控辩审三方甚至社会都有裨益。我国引入该程序应注意理念层面、制度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零乱”实践到整体完善的转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价值应定位于“公正守底,突出效率”,“认罪”、“认罚”、”从宽”的内涵均需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且三者应有机结合。完善认罪制度的前提,应该仅基于对案件作认罪和不认罪情形的区分,对其适用范围不应做过多限制;同时,应明确参与主体及其权利,并将被害人排除在外。对该制度的效力、启动和终止、认罪认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