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公诉人对非法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的权力。司法实践中,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存在诸多问题,应注重提升司法人员证据意识,建立相关制度和机制,以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各方当事人权益。     

论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鉴真

随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电子证据成为法定证据种类,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如何使用电子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缺少相应的法律规范。分析电子证据鉴真的美国经验,从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对电子证据鉴真的原则、内容和方法进行探讨,对于我国相关规则的建立具有借鉴意义。     

论职务犯罪侦查阶段非法证据的防范与排除

新刑诉法不仅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将其适用阶段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侦查机关（部门）确立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不仅是基于对侦查机关系犯罪证据“从无到有”的收集者、案件框架“从微到著”的构建者的准确定位,更是出于侦查阶段对整个诉讼进程走向的决定作用,刑事辩护形态从实体性辩护转向程序性辩护以及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的现实考量。侦查机关（部门）防范与排除非法证据,应主要依靠侦查人员自查、层级书面审查、专职复审员复审,同时,还应密切部门间配合、与律师良性互动以及严格落实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侦查阶段非法证据的防范和排除,不仅要从转变侦查理念、提升执法能力、规范执法行为上下功夫,更要从规范初查取证、严格证据转换、落实责任追究上做文章。     

清官难断家务事?——以离婚纠纷为视角的婚姻家庭案件证据规则适用问题研究

证据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实现诉讼请求的依据,并且是法院和法官判断诉讼各方胜败的最终决定因素。婚姻家庭案件当事人在证据的取得和保存方面,具有天然的缺陷性,在日后发生纠纷向法院提起婚姻家庭类型案件诉讼时,导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只要我们的法院和法官在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时,多些耐心,多些细心,多些技巧,充分合理地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证据规则,那么案件事实的查明也是可能的。     

翻供与翻证:刑事再审案件言词证据审查判断的反思与重构——以涂某某受贿再审案为研究样本

文章对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翻供、翻证现象,以涂某某受贿再审案为分析样本,总结了当前刑事再审受贿案件中言词证据审查存在的主要问题。重点对翻供、翻证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在司法实践中,对刑事再审案件中的翻供、翻证,要牢固树立证据裁判意识,充分运用常识、常情、常理等经验知识和缜密的逻辑思维,理性审查判断翻供、翻证,以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后的内心确信状态。结合司法实践,归纳了在刑事再审受贿案件中,审查判断翻供后的口供、翻证后的证言的基本策略,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测评指标设计——基于地方政府合法性的视角

我国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来源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设计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测评指标应关注这种特殊性的内在要求。以地方政府合法性为导向,依据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特点,借助平衡计分卡,以政策目标共识、学习与成长、政策执行流程、政策执行成效(3E+利益相关者满意)为测评维度,并基于对指标的筛选,可以形成一套科学可行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测评指标体系。     

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的运用

品格证据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并广泛应用于刑事案件审理中。一般情况下,品格证据不具有相关性,仅在法定例外情况下才能成为定案依据和质证对象,未成年人犯罪的审理就是品格证据规则主要适用领域。尽管品格证据在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但是与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品格证据没有形成规范的法律制度体系。研究介绍品格证据规则,需要结合未成年人立法司法实践,才能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改革创新。     

全省检察机关:查办大案要案不松懈

本刊讯(李超)2月11日上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志鸿在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向大会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他说,今年,将坚持依法严格查办职务犯罪,重点查办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查办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案件,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犯罪特别是小官大贪的惩处力度。     

论自治法规合法性标准

自治法规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基本政治制度下的独特法律渊源,其合法性标准存在模糊与争议。通过整理自治法规的立法原则、立法权限、立法程序、批准审议、备案审查、改变撤销六个环节的法律规定,可概括出自治法规在制定、批准、监督三个阶段分别适用不同的合法性标准。明确自治法规三个阶段的合法性标准,有利于提升自治法规制定质量,可为批准和监督自治法规提供研判准绳。     

监察证据标准的理论阐释与优化路径

监察证据标准是监察机关在案件审查调查过程中,依法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所应当达到的标准,属于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监察证据标准的体系化建设既有利于推进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也有利于构建符合监察规律的真相发现机制。只有在理论层面厘清监察证据标准的分歧,才能在实践层面正确把握“三类案件”的处理和“四种形态”的运用。在横向层面,可依案件类型将监察证据标准分为违纪案件审查证据标准、职务违法案件调查证据标准与职务犯罪案件调查证据标准;在纵向层面,可依案件处理流程分为初核证据标准、立案证据标准、采取特定审查调查措施的证据标准与结案证据标准。制定科学体系化监察证据标准,需要重点解决抽象标准与具体标准、统一标准与差异标准、强制标准与指引标准之间的关系问题,完成对监察证据标准“四梁八柱”的设置。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展开对某一具体证据标准的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