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科学》杂志注释体例 法学类论文注释体例

一、一般规定 1．采用脚注（法律史文章之古文献可采加括号之文内注）。为方便排版，可以直接放在文章引注处，用【】标出，不必放在页脚处。建议给编辑部发两个版本。     

智识互转：印证规范解析

我国刑事证明的印证模式突出表现了如下特点,系争内容由不同来源的证据提供同一性印证、证明程度排他性要求可能促成采用灵活性取证手段等。《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之中有多处关于审查证据、采信证据和对全案事实认定的＂印证＂条款,这些条款体现了如下特点：需要印证的对象——主要针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容易因为出庭而出现反复的证据形式以及间接证据;印证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庭审中翻证、翻供以及作证资格缺陷和利害关系人的证言效力问题;印证的条件错综复杂,而印证的效力有一种法定证据制度的痕迹,同时又因为其语言模糊而可能存在滥用裁量权的嫌疑。针对印证规定的限度,第一,需要把以量取胜和依靠主观真诚和正当程序为基础的以质取胜相结合;第二,需要把靠证据说话与辩论、说理和质证等形式的意见之争相结合。     

网友调查团式网络问政研究

网友调查团式这种有序的自下而上式的网络问政形式在浙江乐清车祸案的解决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着重以乐清车祸案为典型案例分析网友调查团这种有序的自下而上式的网络问政方式,结合案例阐述网友调查团式网络问政的流程,阐释网友调查团的合法性问题,分析网友调查团的积极性与局限性。希望在对网友调查团作出规范的前提下,网友调查团这种新型的问政趋势能够释放出更大的发展空间,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利益分析视角下的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机制研究

城市规划作为城市治理的龙头与核心,在城市的发展和治理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国外城市规划中不断扩大参与群体和参与程度,较多引入公众参与和公众决策。国内在城市规划公众参与领域刚刚起步,新颁布实施的《城乡规划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城市规划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然而,在城市规划由     

刑事证据法定形式的中国模式

证据法定形式是证据法的基础和核心,就刑事诉讼而言,我国立法规定的七种法定形式不仅具体规定杂乱、无序,部分证据形式还相互交叉、包容,个别证据法定形式的外延甚至还有遗漏,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合理所致。同时,体系的封闭性使得现有证据法定形式规定在面临新型证据时往往不置可否,处境十分尴尬。如此多的问题和漏洞只能靠大改来解决。赋予证据法定形式体系以足够的开放性,重拾合理的划分标准,补充和完善各证据法定形式应有的内涵和外延,并按一定顺序严谨、规范的排列,从而实现对刑事证据法定形式的科学重构。     

论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构建

量刑事实构成要素可从立法、司法解释和理论研究三个层面进行划分。构建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基本前提是:将量刑事实与定罪事实进行明确区分,将证据按照是否有利于被告进行明确区分,将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进行合理划分。构建我国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具体设想是: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确立量刑事实证明责任的分担,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     

306条的立法理念辩

律师职责与306条的理念冲突 《刑法》第306条关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司法界尤其是律师界非常关注且极具争议的问题。律师们普遍认为此法不当．力主废除之。其他司法界人士大致分成两种意见：     

政治合法性视域下的中国社会管理内涵探究

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围绕"政治合法性"展开了积极的讨论,但这一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概念却很少出现在党的决议文件和政府的施政规划中。与此相对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管理"成为近几年党的文件和政府规划中的高频关键词,这两个范畴都已经被提到了当代中国政治的最高议程。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当代中国由经济建设为中心向注重社会建设的转型,提出了对社会管理体系进行制度化创新的要求。在现阶段进行社会管理体系改革是由我国的国情与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决定的,实质上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现实和逻辑上对政治合法性的系统构建。     

从上海利华商标案看平行进口的法律问题

商标平行进口具有合法性，但在允许平行进口的同时应对违反公平原则的行为予以限制，以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上海利华诉广州进出口贸易公司商标平行进口案，再次向立法机关提出对这一问题进行立法规范的要求。     

“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的学理解析

由于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及司法解释欠缺指导理论,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也未能清晰界定基本的证据法概念,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将各类不同的证据规则都以"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的形式进行规范。从证据法理上可将我国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大致分为四类,即狭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的客观性保障规则、证明力评价规则、严格证明规则。对于这四类规则,要分别从法理出发探讨其合理性及适用问题。对于狭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说,要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以典型案例等有效方式对其实践适用进行指引;对于证据的客观性保障规则来说,要使其具有必要的灵活性,并改变其适用方式;对于证明力评价规则来说,那些对法官采信证据形成不当限制的规则要根据具体情况谨慎适用;对于严格证明规则来说,要将严格证明解释为一个独立的成为定案根据的条件,并且完善举证质证方式、心证公开等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