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在审判席前的抗辩（下）戴煌与《南方周末》等媒体被诉名誉侵权案录

五、观点的辩析 前两次庭审论辩中还涉及其他一些观点，主要有： （一）我们认为：二轻局与李淑琴母子不同，它作为行政权力机关，不存在名誉权问题，有法理为据：第一，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能时与相对应的公民、法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行政机关握有权力，没有人能够阻止其行使。因此宪法赋予公民对行政机关有批评、建议的权利，舆论监督就是行使这项宪法权利的重要方式。第二，人民大众对行政机关的活动会有不同的评价，但不论哪种评价，都不可能导致它蒙受财产损…     

试论《律师法》修改对贿赂犯罪侦查工作带来的影响

《律师法》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会见、阅卷、调查取证方式进行了修改，特别是其中对会见方式的修改，将给现有刑事侦查带来极大的影响，其中对贿赂犯罪的影响尤甚。本文从《律师法》修改对刑事侦查的总体影响、贿赂犯罪案件侦查中律师会见的现状、修改后的会见方式对贿赂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现阶段可考虑采取的应对措施，以期对新形势下的贿赂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前提和对象

检察机关要提出民事抗诉,则须提供和搜集相应证据支持抗诉,但现行法律对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活动中,就调查取证这一公权力的行使并无具体的规定,使得法、检两家对民事再审中,对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的合法性认定,产生了许多的意见分歧.本文通过对检察机关行使国家公权,为民事案件抗诉进行调查取证的前提、对象、范围分析,对现行“法条、规定、司法解释”解读,结合司法实务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解决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难的具体措施

随着新的刑事诉讼法的颁布。特别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施行，逐渐形成了控辩平等对抗，法院居中裁判的新的诉讼结构和模式。控辩平等对抗是程序正义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重要途径。控辩双方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对抗，没有平等则谈不上对抗，这里的平等不仅是法律地位的平等。而且更重要的是诉讼权利的平等。在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因缺乏制衡机制存在着客观和现实的不平等，体现在诉讼权利方面，就是辩护律师会见难、     

从“西头帮”案淡打黑除恶策略

让我们审视一下危害税收征管犯罪侦查中的变通执法问题。偷税行为在企业中的普遍存在已不是什么秘密。逐利性是资本的本质属性，企业经营者有偷税的念头不难理解，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是什么原因使偷税念头如此广泛的变成了行动。有人说，“现在的企业如果不偷税根本赚不到钱”，假设事实的确如此的话，说明我们的税收法律法规、税收政策不尽合理，过度压缩了企业的利润和生存空间，迫使企业通过偷税来生存。那么，偷税现象的广泛存在除了税收法律法规税收政策不合理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呢?依笔者管见，执法不严助长了偷税风气。     

没有律师辩护，法律将会怎样？——完善律师执业环境的法律思考

一、律师执业环境存在的问题律师执业存在“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问题比较严重,律师和社会各界反映强烈。有律师参与辩护的刑事案件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刑事审判仍有50%多没有律师辩护。1、会见难。1997年开始实行的《刑诉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这是《刑诉法》修改的重大意义。但实践中这一规定不能很好落实,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1…     

行政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范围

行政抗诉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尽如人意,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现行有关规定对检察机关调查取证范围的规定存在不足。本文拟对这些规定进行检讨,并尝试从理论上对其完善进行一些探索。     

新《律师法》下的公诉逻辑

新修订的《律师法》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律师法》强化了律师的诉讼主体地位，通过扩大和完善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法庭言论豁免权等权利，有效地解决了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难题，使控辩双方趋于平等，控辩式庭审方式日趋巩固。在日趋激烈的控辩平等对抗的条件下，公诉人要加强公诉逻辑的研究和训练，有效应对律师法修订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有关问题初探

证据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证明责任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对当事人有异议的案件事实,人民法院只有依赖于证据才能予以查证,而不能采取自由心证.以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逐渐被运用于审判实践,增强了审判工作的科学性.     

律师调查取证权对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影响及应对

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调查取证权是律师能否发挥辩护职能的关键所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完善了辩护制度,将律师的辩护人身份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也即意味着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前置,有权申请调取有利证据等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侦查工作带来困难。如何解决律师调查取证权与国家侦查权之间的冲突成为现实问题。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修订入手,结合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实际,希望探索出一条可以兼顾惩治犯罪与保护公民权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