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保障的法治困境简

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是辩护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辩护律师顺利开展辩护活动的基础和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的完善与否,实际享有与否直接关系到被追诉人人权能够得到实现。我国辩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缺漏到逐渐完善的过程。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进行了＂三完善,三增加＂,即完善了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增加了保密权、申诉控告权和进行辩护的权利。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三种模式

我国法律确立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两种模式:一是自行调查,二是申请调查。前者属于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民间调查,在遭遇被调查者拒绝时经常面临难以获得救济的问题。后者作为律师申请检察院或法院亲自调查的取证方式,在遭到法院或检察院拒绝时也会出现救济途径不畅通的问题。民事调查令制度的探索和试验效果,促使我们思考在刑事诉讼中引入第三种调查模式的问题。这种被称为"委托调查"的制度模式,可以弥补前两种调查模式的不足,极大增强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效果。当然,这一调查模式也存在一定局限。对此,有必要从限定其适用范围和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两个方面进行风险防范。     

红色通缉令追捕美女高管

上海泛鑫保险代理公司美女高管陈怡携款外逃一案备受关注。案发后,上海公安积极调查取证,2013年8月17日通过公安部发布红色通缉令,确定目标潜逃斐济。公安部和上海公安立即成立境外缉捕小组,经过60多个小时紧急行动,最终在陈怡与男友即将离开斐济前10分钟将两人控制,当场查获近千万元财物,并将两人押解回国。     

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合作机制之构建──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制度框架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签订为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合作提供了制度框架,然两岸司法互助关系主体的高层次性、职权配置的差异性及刑事证据制度的差异是目前刑事调查取证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两岸在刑事调查取证方面可分别从简化联系程序和强化协助调查取证效力的两个方面就关于紧急情况条款的便宜主义适用、检察官介入的证据形式补强方式以及证据制度妥协等机制进行构建,使其执行得以真正落实。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分析——以社会学制度主义为视角

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首要职责,需借助于控辩双方提交到法庭的证据,做到兼听则明.实证研究表明,法官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持着既怀疑又支持的矛盾态度,这使得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价值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受到折损.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考察,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缺失,在于其与刑事司法制度整体价值发生疏离,而且与国家权力体系没有形成制度性认同机制.为使裁判者真正获得来自辩护方的证据,需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建设方面共同改进.     

论辩诉交易方式在我国的构建

公正和效率是当前我国刑事诉讼追求的价值体现,而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以其操作简单灵活、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对实现这一价值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其他各国也纷纷引入这种制度。我国在引入该制度时遇到一些障碍性因素,如公诉案件中控辩审三方的地位问题等,如何排除这些障碍性因素,建立起适合我国的辩诉交易方式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新《刑事诉讼法》的理解与实施——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综述

2012年10月19至21日,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在杭州召开。本次年会由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主办,浙江工商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承办。此次年会的主题为"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与会代表围绕着《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问题进行了热烈且深入的讨论,现将讨论的重点问题及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关于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与司法解释目前,中央公检法等政法机关为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正在修订有关的司法解释文件。对于是否应当制订、修正司法解释文件,与会代表存在不同的意见。     

民事检察调查取证权探究

对于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活动中的调查取证权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我国法律对此未作出明确规定。民事检察调查取证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理应成为民事检察调查取证权的切入点。对符合法定抗诉情形的民事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审查案件背后可能存在的职务犯罪案件,使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自然延伸到民事案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