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伪证罪”与刑事辩护

新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颁布实施以后,许多人欢呼雀跃,以为律师在刑事辩护领域中可以大显身手了,可以取得更加辉煌的业绩了。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事实却是,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实际上是下降了,律师的刑事辩护越来越难,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多,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律师因办理刑事案件的关卡更多、风险更大,律师因办理刑事案件而蒙难的案件直线上升,被抓、被判刑的律师大量增加,律师身陷囹圄,不但损害了律师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而且直接挫伤了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积极性。与此相应,在全国范围,刑事案件的律师参与率下降…     

裸奔的隐私

监控设备作为一项新兴科技,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以及违法事件的调查取证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这如同一把双刃剑,伴随着监控设备的增多,它也逐渐走出了传统公共空间的限制,个人隐私被“侵犯”的声音也开始多了起来。     

专利法第四次修改

2012年8月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其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和修改说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专利法修改仅涉及六个条款,主要涉及专利无效决定的生效时间,赋予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以确定侵权损害赔偿额、查处恶性侵权行为和调查取证等职能,以及惩罚性赔偿等三大方面。     

对律师伪证罪的探索

从李庄案再到广西北海的四名律师涉嫌伪证罪被抓案,使《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存废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刑事辩护是律师界最有价值的业务,因为它与人的自由和生命相关。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律师因身陷囹圄,刑辩率也随之降低,已伤及司法公正与基本人权。对于这一被称为悬在刑辩律师头上的一把利剑的刑法条款,国内律师界和法学界要求废除该条的呼声日渐高涨,但也有观点认为,其有存在的必要。本文从正反两方面对该条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理论研究,针对该条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司法体制以及诉讼程序来对这种现象进行完善,从而使我国刑辩律师的合法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     

两岸司法互助的协议与实施

一、前言两岸在2009年4月26日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对于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及相关程序均有所规范。在本协议签署以前,鉴于两岸的司法机关均无法从此岸到彼岸行使司法权的现实情况,对于涉及彼岸的司法活动如何获得彼岸司法机关协助的问题,一直受到困扰,如     

驾车人听打手机 公共安全遭遇挑战

实际当中，因开车打手机分神所造成的事故更多，但由于交警不是事故直接目击者，而司机往往又隐瞒自己开车打手机的情节，所以在调查取证上尚有难度。     

民行申诉案件审查方式之我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以下简称“办案规则”）第十七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方式为：以书面审查案卷为主，辅以必要的调查取证。而在“办案规则”出台之前，根据高检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试行规则》（以下简称“试行规则”），     

贿赂案件取证方法浅析

贿赂案件因贿赂行为的隐密性、贿赂案件的利益性、贿赂手段的多样性、贿赂主体的智谋性、侦查时间的事后性，使贿赂案件的侦破较为困难，主要表现为取证难、印证难、形成证据难。如何侦破案件，调查取证为关键环节，本文就取证方法谈点个人看法：     

诈伤致错误鉴定案件分析

在法医鉴定和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被鉴定人诈伤，他们或故意夸大伤情，将本不是他人所为的损伤说成是他人所为，或采取不就医而加重病情，或请人作伪证、写假病历来编造较重的伤情，或者采取各种化学的、物理的方法加重伤情，甚至造成新的更大的创伤，来达到获取赔偿或惩治对方的目的，有的还真的如愿以偿。诈伤没有被发现，甚至造成案件实体处理错误，最容易引起人们对法医工作的置疑，为此，笔者对诈伤致错误鉴定案件做些分析。     

法治视野下证人拒绝作证权探究——由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引发的思考

赋予证人拒绝作证权的必要性 (一)赋予证人拒绝作证权是实现真正的“控辩平等”的需要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调查取证时必须征得证人同意,如果要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提供的证人调查取证,则不仅要征得证人的同意,还要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的许可。此规定可以认为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证人有权拒绝向辩护律师提供证据。从技术的层面来说,“控辩平等”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