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法学会:全面推进新时代法学会建设

河北省法学会于1979年成立,省、市、县(市区)三级全部建立了法学会,省法学会所属学科研究会28个,建立了河北法治智库,吸纳全省优秀法学法律专家300余名。现有中国法学会会员2万余名。扎实组织课题研究。近年来,立项课题285项,结项231项,课题数量、质量和成果转化率、决策影响力逐年提升。其中《雄安新区建设法治保障研究建议报告》以《要报》的形式报中央有关领导和相关单位参阅。     

中英法学本科教育差异比较研究

中国和英国的法律体系分别属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这两大法律体系差异巨大,因而中英两国在法学本科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以中英两国法学院的本科教育为对象研究,两国学生在培养模式、学习方法、研究方法、研究能力、就业取向等法学本科教育当中存在重要方面的差异,从第一手的亲身经验和第一线的教育教学实践出发进行探究,有助于加深对本科阶段法学教育的规律性认识.     

论法学通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以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

法学通说是法学研究的产物,是学术思想的凝结,也常常应用于司法实践。裁判文书中,通说既表现为理论通说,也包含了司法判例等实践通说。经验观察表明,当事人与法官都会应用通说,通说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具有作用。在法律适用环节,通说有助于法律规范的选择、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衔接并提高裁判结论的说服力。疑难案件是通说应用的主要场域。法学通说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法的渊源,而是一种裁判理由,通说司法应用的本质是一个裁判说理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通说不发挥实质论证效力、法官不对当事人援引通说进行回应以及不同主体对通说的差异化应用等问题。未来需要对通说的援引条件和援引程序加以规制,论证义务是对法官主动应用通说的实质要求。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法官以通说说理需要平衡当事人、法律职业者以及社会公众不同需求,以提高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     

中国法学及法学教育(节选)

蔡枢衡与杨兆龙两位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法学家。两人同受民国时期教育之熏陶,故国学功底扎实;又曾留洋国外,受新式教育,并师从当时法学大家,故深谙西洋法学。融中西教育之背景,学识广博,见解高远。两位先生虽已作古,但其著文、其观点,于当世法学研究而言,仍具启发与教示意义。本期《研究生法学》特设“名家重读”栏目,择摘两位先生旧作,既是为重温我国老一辈法学家之治学风格,也希冀为吾等后生晚辈之治学态度提供一种负责任的视角。     

反思与构建：我国法学教育的理性审视

我国法学教育在现实中也存在着法学教育方式的不当所造成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因此,有必要进行法学教育方式的改革以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本文指出要真正实现法学教育的基本目标,培养具有扎实法学专业知识、熟悉掌握法律实践操作技能、具备理性法律思维能力的合格法律人才,我们应改革现有的法学教育方式,构建法学实践性教学方法体系。     

数字法学：定位、范畴与方法——兼论面向数智未来的法学教育

数字法学是近年来兴起的数字技术和法学理论交叉的新领域,不仅是科技和法学的深度融合,而且是跨文理学科的新研究范式和新法治实践的全面整合。根据数字技术在其中的角色,数字法学的主要范畴可区分为对象论和工具论,对象论主要包括要素层、平台层和产出层,工具论侧重于数字技术赋能法学研究和法律适用两类场景。数字法学的主要方法可二分为围绕规范展开和数据建模驱动,前者通过解释或重构法律规范取得成果,后者主要以定义任务设计模型满足需求。数字法学将带来法学教育的变革,亟需培养文理兼修、面向数字智能未来的数字法治人才。     

比较法律文化的方法论问题

<正> 在1973年的一次演讲中,已故比较法学家奥-凯恩-弗伦德表达过这样的意见,那就是,新的口号并不必然意味着新的运动。新的口号出现之前,它所表达的事物或许早已存在,一旦口号变得时髦和流行,它便难免被曲解或被滥用。这个见解是饶有趣味的。我们不妨把法律文化研究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在西方,法律文化这个术语的出现不早于1960年代。到了70年代出现了一些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这个术语渐趋流行。然而,对于这一概     

我国法制建设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

<正> 一回顾我国法制建设所走过的道路,尽管前进与挫折、发展与停滞、成绩与失误并存,但至少在以下一些主要方面已经取得了谁也否认不了的成绩和进步。 1.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与实践。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是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阐明了的并在1949年实现了的新国体。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于:第一,第一次阐明了法律制度的科学职能。前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和前社会主义的法制都是把法律和法制当作完全作用于社会的抽象物,真正在理论上科学阐明法律是阶级性和社会性对立统一的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真正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法制看成是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管理社会,促进发展的有机统一的,是包括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在内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具体运用。第二,社会主义法律和法制规定对绝大多数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进步的法律和法制。任何法律和法制都是要保护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的,被保护的人越多,打击的人就越少,时代就越进步。所以社会主义法律和法制保护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人民同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家相比,不能不是时代的进步。第三,依据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就可以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供科学方法。社会主义法制规定了民主权利的范围和行使这种权利的程序和方法,这就为实现人民民主指明了方向,同时对破坏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为进行打     

法学研究的另一思路

<正> 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正式确立,似乎再一次给了法学为自己定位和重新发现自身价值的机会。随“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一命题的提出,法学界显得相当活跃和颇有生机。从围绕这个命题而发表的许多文章来看,法学家们主要做的是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为法学引入了许多以前可能被排斥或被忽视的新观念、新价值;另一方面,则再次强调了加强立法、严格执法的法治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就后一个方面而言,我们目前的一般理论水平与十多年前经过“要人治还是要法治”的讨论所达到的认识相比,似乎并无很大的进展。法学研究现在面临的重     

关于后现代法学研究的思考

法治与现代性紧密联系,它的产生和发展基于法律具有客观性、自主性、确定性等理念。但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产生的后现代法学以其反传统、非基础的理论和方法冲击着现代法学的基础。后现代法学用怀疑、批判、否定的眼光看待现代法治,并对其理论和实践等问题进行再审视、再反思。后现代法学多元的法学思维方式为我们看待问题提供了新范式,它有助于唤起民众参与法律活动的积极性。不过,后现代法学不会取代现代法学的主导地位,它对于我们的价值更多的是以未来的眼光审视现代法治,以此促进现代法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