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纠纷解决形式主义司法传统的形成及启示

西方形式主义司法有其独特的文化成因，根源于实证主义法学，判例法、法典化及司法的困难促进了司法的形式主义。中外形式主义司法在解决纠纷中有着不同的作用机理，西方的形式主义对我国司法的改造有重大启示。     

学院召并庆祝第二十三个教师节大会 隆重表彰优秀教员及优秀教学科研成果

9月10日下午，学院召开庆祝第23个教师节大会。会上，学院领导宣读了获得各级各类表彰的通报。军事法系李昂教授、基础系盖世金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基础系李保忠教育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教师”，盖世金等10名同志分获全军育才金奖、银奖，军事法学系李广义教授被学院树为“名师”，     

我国正进入崇尚和实行法治的时代——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研究员

30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的成就 记者：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也表现在政治领域。法治作为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30年来，随着改革的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哪些成就？     

我国法律职业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我国在法律职业化建设过程中，面临法院司法行政化倾向严重、司法队伍整体素质低、法律“职业割据”明显等问题，应通过采取建立法律职业化准入制度、实现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等措施推动我国法律职业化的发展进程。     

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促进我省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党的十七大和省委十届五次全会对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强化财政科学管理，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财政是党和政府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体制保障、政策工具和监督手段。财政部门作为政府的综合经济部门，能否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关系到财政事业自身的科学发展，而且关系到财政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前，在新一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     

建立刑事源流电子学派的构想

刑事源流电子学派以犯罪与刑事法学的经纬问题为研究对象而组建 ,主要以涉源、涉流、涉界、涉边、涉新等五涉课题 (即高难新课题 )为己任。“源”主评析继承 ,“新”主吸养创新 ,以对源流的时间研究为纵轴 ,以对界边的空间研究为横轴 ,强调分门别类甚至有相互冲突的法律问题 ,在一定时空范围或层面上的相互联通、整合和一体化。     

关于"税权"概念的法律思考--兼与张守文先生商榷

税权的主体、标的和内容不具有同质性,难以总结出一般的特性和共性,只能对税权的各项子权利作个别的描述,所以无法将"税权"定位为所有税法权利的上位概念,而只能在非严格的意义上将其视为税收权利的简称.对任何法学概念,不管是借用概念还是固有概念,都必须严格界定其内涵与外延,不根据本学科内在发展规律的需要随意移植其他学科领域、特别是政治宣传领域的名词与制度,会造成学科理论基础的不稳定以及体系的紊乱,有碍于本学科的长远发展.     

“英国学派”视野下的国际法

从本源来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之间联系紧密,在学科发展史上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的研究相辅相成。这种紧密关系维系将近三百年,直至冷战时期现实主义主导美国国际关系学领域时才戛然而止。当时,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甚至掀起一场试图疏远法学、历史学、哲学等传统研究方法的“行为主义革命”。不过,美国之外的捍卫传统研究方法的“英国学派”却仍然维系着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的紧密联系。英国学派的学者不仅在相关国际关系命题方面给予了国际法发展的更大空间,而且他们对国际法所做的直接研究,促进了国际法学的进步。     

刑法学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刑法学是我国重要的法学学科,它以我国现行刑法为主要研究对象,是我国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刑法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笔者选择其中几个问题加以探讨。一、关于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1.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基本要求是:(1)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自由擅断。(2)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的规定。(3)明确化。即刑法条文必须文字清晰,意思确切,…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著者在该书第六章“暂时的结语”中写道： “在本书的讨论中，我对中国法学在1978年至2004年这26年中的发展，亦即我所谓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对支配此一法学时代的‘现代化范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追究，对构成此一法学时代基本知识内容的‘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逐一做出了分析和批判，而且还明确对其发展过程缺失对中国现实予以关注的现象（包括中国法学的‘都市化取向’）提出了根本的质疑。经由上述的努力，我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律／法制的发展，而只能致使西方法律／法制在中国的移植和拓展，实是因为它受到了一种源出于西方的‘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律／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致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与此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终于导致了我所谓的中国法学的‘总体性’的结构性危机，或本文所谓的‘范失’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