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新星”失踪之谜

年轻有为的汕头市总工会副主席林若飞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一时间人们纷纷猜测，传闻四起——有的说他看破红尘出了家，有的说他犯了弥天大罪跳海自杀，更有离奇传闻说他被黑帮歹徒绑架撕票……随着有关部门迅速调查，他的另一副面具很快被揭开：不仅在经济上涉嫌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而且生活堕落，曾与多名女性发生过不正当关系，甚至重婚。     

小队伍干出大业绩——记全国“十佳反贪污受贿局”、贵港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受贿局

这是一支很小的队伍，但凭借13个人的智慧，在公正执法和尊重人权的双轨线上不断书写法律的尊严和人性的光芒，侦破了一起又一起大案要案，办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精品案件，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反贪局”、全国及广西检察机关“追捕在逃职务犯罪专项行动先进单位”、“广西先进反贪局”、广西检察机关“五好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2008年1月16日又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十佳反贪污贿赂局”，连续7年反贪工作量化考核得分排名全广西第一。它，就是广西贵港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     

“小金库”不是馅饼是陷阱

所谓“小金库”，实际上就是一个单位或部门将合法和非法以及其他收入全部或部分截留在法定账目外，私存私放，目的就是逃避监督，规避法纪，为乱收乱支、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乱发补贴等违规违纪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也给少数领导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提供了便利条件。     

另类贪官：敛财千万一毛不拔

2010年3月11日下午4时，王海风因贪污受贿1700余万元人民币，被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书中，一个地方“土地爷”与房地产商之间的钱权交易黑幕浮出水面，其所作所为恰似电视剧《蜗居》里的男主角宋思明。近日，笔者前往马鞍山走访了王海风昔日的亲戚和朋友，一个另类贪官让人唏嘘不已：“他贪钱到底为了什么？”     

营造对腐败“零容忍”的氛围

2006年第51期《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北京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在机关部门中联合开展了机关廉政文化建设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相当多的受访者自身反腐倡廉的主动性、积极性都有待提高。占受访总数67．7%的人表示,如果发现领导有贪污受贿行为不会主动向检察机关揭发:35．9%     

官方品牌评选剥夺了消费者评价权

最近,报载某地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占受访总数67.7%的人表示,如果发现领导有贪污受贿行为不会主动向检察机关揭发;35.9%的人会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这一调查结果表明,社会生活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对待腐败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这种容忍态度至少说明反腐败斗争面临着两个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腐败行为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细胞,由异态变为常态,     

贪官的“时尚”送子女留学

眼下，一种新的腐败动向不能不令人关注，那就是有不少“望子成龙”的官员，为使子女能出国留学，不惜以身试法，大肆贪污受贿，最终成了阶下囚。     

反贪侦查中讯问的对策与技巧

一、被讯问人的心理特点贪污受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因智商水平和社会阅历等因素,大多比较狡猾,有的在作案时就考虑如何逃避查究问题,为自己筑起一道比较坚固的对抗讯问的心理防线。抗拒心理是阻碍其供述罪行的最主要的心理障碍,因此也是讯问方法所针对和作用的主要对象,只有迫使嫌疑人克服这一主要心理障碍,才能达到使其彻底交代的最终目的。抗拒心理依照其产生的不同原因可分为多种类型。第一类是畏罪心理。是犯罪嫌疑人惧怕罪行败露受到处罚而产生的畏罪心理。畏罪心理不仅能直接阻碍犯罪嫌疑人供述罪行,而且还可以派生出侥幸、戒备等抗拒…     

也谈贪污受贿最新定罪量刑体系的瑕瑜互见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刑法修正案(九)》的进一步细化.《解释》数额标准的变化体现了“严而不厉”的理念,“数额+情节”模式的进一步细化使得法网更为紧密,而罚金刑的运用使得刑罚体系更加合理化.但《解释》仍存在不合理之处,贪污受贿罪共用同一标准的尴尬,行贿罪与受贿罪处刑的不协调以及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等未作同步调整的遗憾都需要在之后的司法活动中进行修正完善.     

反腐败视野中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模式的问题与出路--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分析

以数额作为对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虽然直观明了，但过于僵化。《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这一标准，采用“数额与情节择一”的模式，将有利于解决罪刑失衡难题。以往的数额量刑标准难以跟上经济发展的社会现状，若继续采用这一标准势必要不断修改《刑法》，不利于保证《刑法》条文的稳定性，而采用弹性标准则可以克服此矛盾。在贪污受贿案件中，数额的因素只能作为计算罪量的一项参数指标，而情节的因素则理应通过贪污受贿犯罪的情节规定加以明确适用。同时，数额与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考量比重还需进一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