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惩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新时期我国反腐败斗争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罪名。然而从设立至今，它也是备受诘难、争议最多的一个罪名；与世界其它国家类似规定相比，可以看出其主要问题就是法定刑设置过轻。因此，惩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必须置身于全球视野之下，结合特定国情，才能探索出真正发挥其功能的立法模式建构。     

贪官徐其耀给儿子的一封信

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因贪污受贿两千多万元，被当地检察机关批捕。在侦察中，发现他除了与146名“情妇”的日记等证据，其中一封写给儿子的信，特别让人震惊，这封信它将会把儿引入怎样的歧途？     

李真案引出的“秘书现象”

“选准用准干部太重要了!李真这个38岁的正厅级干部几年工夫就贪污受贿1000多万，真想不到。”“李真案不是个别现象，从选拔任用到管理监督各环节，值得吸取的教训太多了!”     

历代“治贪术”

汉朝:贪腐官吏子孙禁做官汉朝官吏的贪污受贿犯罪活动种类愈加繁多,大致有受财枉法、监守自盗、挪用公款公物,卖官鬻爵等。法律对贪污     

“江苏第一贪”和他的女人们

建设银行常州分行计划财务部经理、原常州建行国际业务部经理兼常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行长葛亚欣涉嫌贪污受贿2100多万元。其中葛亚欣一次侵吞公款达1700多万元．是建国以来江苏境内个人贪污受贿金额最大的一起．可谓“江苏第一贪”。谁又能想翻他还是一位色情狂魔呢?     

反腐败立法：从地方走向国家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以中央名义提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在2015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也提出今年重点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因此,为落实这一任务,尽快进行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立法至关重要。     

“三多”干部要不得

近日,在《云岭先锋》杂志上阅读了《当权力与金钱联姻》（见《云岭先锋》杂志2015年第4期）一文。文中深刻剖析了原德宏州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杨跃国贪污受贿案件的来龙去脉,其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杨跃国的“三多三少”问题：考虑个人名利得失的时候多了,对抓机遇、促发展的关心少了。     

国企老总贪污受贿侦查记

核心提示：监管缺失易滋生腐败。对于当前大量国企一把手缺乏必要的、有效地监督现状，如何完善相关监督制约机制，扩大监督范围和渠道，更好地减少和避免贪污腐败是当务之急。     

对国有企业改制、破产中国有资产流失犯罪案件的调查

当前乘国有企业改制、转制之机侵吞国有资产、大肆贪污受贿的犯罪仍呈高发、易发态势,犯罪的方法手段也在不断翻新变化。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改制、破产中国有资产流失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分析国有企业改制、破产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