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远程勘验的法律定位、实现路径和程序规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刑事侦查中的犯罪现场勘查对象从工业社会的实物类证据向信息社会的数据类证据转变,为了进一步获取远程网络数据,犯罪现场勘查正在向着网络远程勘验迈进。网络远程勘验在我国电子数据取证体系中属于一种线上取证方式,在法律定位上存在勘验论、搜查论等不同定位的争论,在法律属性上存在强制侦查和任意侦查法律属性的争议。实践中,公安机关通过终端勘验、网络流勘验、窝点勘验和远程勘验实现了“四勘一体”的非接触式网络犯罪侦查路径。必须通过制定相关法律规范构建网络远程勘验体系,适用现场勘验规则和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双重规则加以规范,对网络技术侦查限制严格的启动程序,并在勘验论视角下实现电子数据分级取证,从而实现对网络远程勘验侦查行为的程序规制。     

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     

打击跨境毒品犯罪中控制下交付的思考——以国际执法合作为视角

随着互联网及跨境电商的发展,跨境毒品犯罪存在流动性大,取证困难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传统的打击毒品犯罪的方法和手段很难将犯罪链条一网打尽.因此,控制下交付成为各国在打击跨境毒品犯罪中的重要手段.借鉴国外控制下交付的先进经验,从完善法律程序,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灵活选择控制下交付类型,建立健全相关证据制度等...     

当前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分析及预防

青少年犯罪问题及成因是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如何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全社会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特点呈现出年龄越来越小、手段越来越残忍、动机越来越简单等特点.青少年犯罪与社会环境、不良文化传播、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等因素有很大关系,因此,预防青少年犯罪应从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入手,共同关注青少年成长.     

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家庭不良因素及对策分析

青少年犯罪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因素的影响,有青少年自身的问题,也有家庭方面不良因素的影响.本文从家庭角度,分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并提出对策.改善家庭环境,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将在根本上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龙水湖“匪首”覆灭记

重庆,“打黑除恶”斗争正如火如荼。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8月中旬,重庆市落入法网的涉黑成员已达1500余人。在公安机关不分昼夜抓捕涉黑案犯的同时,法检系统也在紧锣密鼓地加大涉黑犯罪的打击力度。     

保持高压态势 确保打黑除恶向纵深推进

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和环境依然存在,黑恶势力犯罪活动仍然比较活跃。在这种情况下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是积极应对黑恶势力犯罪新动向、新变化,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是坚决遏制黑恶势力向经济领域扩张,服务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坚决防止黑恶势力向政治领域渗透,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准确把握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出现的新动向,高度重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遇到的新问题,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充分认识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特殊重要性,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     

“数据安全法益”命题下虚拟财产犯罪的归责路径重构

我国当下围绕虚拟财产犯罪形成的数据犯罪与财产犯罪认定路径,在前提认知上缺失了对数据犯罪保护法益的考量,进而造成对数据的形式化认识误区;既有关于“数据安全法益”内涵的技术属性解读,无法证成狭义数据犯罪的立法价值,亦无法与传统法益相区分,需要在规范意义上重塑数据安全法益的内涵;虚拟财产借助“财产性利益”的抽象表达已成为杂糅数据与财产的高度含混的范畴,应根据数据体现的利益属性进行类型化限缩解释;围绕典型的虚拟财产犯罪,应在承认数据安全法益独立地位的前提下,厘清其罪数形态,摒弃竞合论的主张,同时,在财产犯罪内部证成“转移占有”的行为要素。     

德日“法益说”适应中国的“四维”改良

德日的法益说以违法一元论为主流,不区分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德日国家“刑法保护的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三者没有实质区别,因而是并列关系。而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存在表明我国的犯罪与一般违法严格区分,刑法位于法律体系的第二道防线,保障由民法、行政法调整所形成的法律秩序,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之间是梯次关系。所以,移植德日的法益说需要实现从并列关系到中国“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之递进关系”的转变。我国对德日法益说需要进行“四维”改良：保证刑法法益根源于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将被犯罪侵害的法益纳入国家整体法律秩序以实现“刑法法益”性质的转变;给刑法法益加入量的限定,即对刑法法益在质的基础上进行量的考察;为适应处罚预备犯和抽象危险犯,还需把刑法法益的内涵在“实害+具体危险”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到“抽象危险性”。     

论紧急状态下限制人身自由公共卫生措施的运用及合法性要求

在突发性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中,对传染病患者及病原体携带者实施强制隔离与治疗是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手段,但必然会引发个体自由权利与公共卫生安全之间的冲突.基于公共健康和安全这一制度利益在位阶与层次上的优先性,当可排除限制人身自由公共卫生措施的实质违法性,但仍需满足法律保留、程序正当和内容合法等约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