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责任制的反思与完善

司法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给审判工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以及活力,由于司法体制改革这一系统工程的漫长性决定了其系统内部各个要素都需要循序渐进,都需要在困境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司法责任制作为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的核心要素,历来都是理论研究界以及司法学术界所关注的重大命题,也是权责统一理念和法治中国理念的应有之义.有鉴于此,本文着重...     

论我国刑事侦查权的司法控制

对刑事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维护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措施。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坚持“侦查中心主义”,重实体轻程序和缺乏正当程序的观念,侦查权严重缺乏中立的司法权的控制。由此导致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现象屡禁不止。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对侦查权的控制应该委托给中立的法官,而不是检察官,并建立相应的程序审判制度、程序性制裁措施和改变公、检、法三机关的线形结构。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权力制衡片论

近代司法审查制度起源于美国,其理论基础为洛克与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以及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的宪政思想,但该制度在1803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之后才正式建立。在以后的200余年里,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对维护美国宪法权威,制衡立法权和行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初探

我国行政诉讼法正在修改之中,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是其中的热点问题。但是,对应当将哪些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之后法院如何进行审查,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应当将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都纳入司法审查;关于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最终审查权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生态文明视野下环境执法监测的制度定位与法治建构

作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执法监测为环境违法行为的甄别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后续监管措施的实施提供了证据支持,同时对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和法律保障体系的发展完善具有促进作用。然而,环境执法监测制度在实践中陷入了合法性危机,突出表现为监测报告的证据效力问题。行政过程视角下的环境执法监测具备双重属性,既是环境监管执法阶段性过程,也是目标环境污染物技术监测过程。为回应合法性危机,我国环境执法监测制度应当从创设准据、适用条件、程序规范、救济途径等方面进行法治建构。     

住房流动、父代资助与青年群体的阶层分化——基于北上广青年群体的实证分析

作为住房市场化改革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群体,80后、90后青年群体内部住房分层秩序较其父辈而言已发生了重大转变,北上广等大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使得购房需求与压力并存的青年群体面临的住房问题愈加突出。基于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本研究对北上广三地青年群体的住房分层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考察。分析结果发现,大城市居民跨阶层购房现象突出,且购房年龄呈现年轻化趋势,对住房居住功能之外附加价值的考量、婚姻以及投资意识等多方面因素都是该现象出现的重要驱动力;青年群体在住房资源的占有上呈现出两极分化趋势,群体内部的住房与财富不平等将随房价的上涨而进一步加剧;此外,父代资助已成为青年群体住房资源获得的重要途径,在青年群体中,父代给予子代购房资助的现象普遍,且资助比例较高,父代资助水平的不同塑造了子代在住房和财富上的先赋性资源差异,且将对社会流动产生深远影响。     

世界各国解决岛礁争端的主要模式与启示

岛礁主权争端事关领土主权、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是国际政治领域的世界性难题。如何解决这些争端,是考验各国国家治理能力的试金石。通过梳理发现,世界各国主要通过国际司法解决、政治手段和平解决、搁置争议、军事手段武力解决、全民公决等模式应对岛礁主权争端,这些模式是各国应对海洋岛屿主权争端的常规做法。总结梳理这些做法,对于我国应对和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岛礁争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适格原告及其顺位设计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由政策主导的一项制度,由于缺乏狭义层面的法律规定,致使行政机关作为原告主体的合法性基础欠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本质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文义解释、目的解释方法,对相关政策文件和法律规则进行解读,并结合实践考察以观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起诉主体不应限定于《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之行政机关,还应该包括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三类原告主体的起诉顺位应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予以确定。具体而言,《若干规定》适用范围内,宜采取"行政机关优先,社会组织次之,检察机关补充"的顺位;《若干规定》适用范围外,则宜采取"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不分次序,检察机关补充"的模式。     

环境健康风险的公法规制路径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环境健康风险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化风险形态,对传统的私法救济模式提出了挑战。充分发挥公法在预防环境健康风险、保障公民环境健康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不仅是国家环境健康保障义务的内在要求,也是对环境健康风险防范理念的现实回应。为更好地发挥公法的风险预防功能,在环境健康风险规制中需要将风险预防原则与比例原则协同适用,以保障规制措施的适当性;通过环境健康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机制的有效衔接,保障风险规制的科学性;通过成本效益分析的有限适用,保障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措施的可实施性和有效性。为此,应推动国家环境健康保障职能与义务的明晰化,整合与协调管理职能,健全环境健康标准体系,完善风险沟通机制,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环境健康风险规制能力。     

“后扶贫时代”农村贫困人口的市民化——易地扶贫搬迁中政企协作的空间再造

从空间视角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实际上是一个空间再造的过程。现实中由政府主导的空间再造往往偏重单一维度的物理空间再造,忽视了空间再造的系统性,容易导致搬迁贫困户面临"稳不住"和"难致富"的发展困难。而企业在空间再造的逻辑上尽管与政府存在明显差异,但也存在着逻辑耦合的可能。政府和市场力量进行良性的协作,实现系统的空间再造,有助于"后扶贫时代"贫困户实现"稳得住"和"能致富"。D县易地扶贫搬迁实践正展现了政企协作下的高质量空间再造实践,以及物理、社会和主观空间协同推进的机制与路径。毫无疑问,基于政企良性协作的易地扶贫搬迁,再造了一个满足贫困户多元需求的空间,有助于推动"后扶贫时代"农村搬迁贫困人口的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