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3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发展和当代价值简

2013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在此背景下，回顾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发展，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社会学方法的现象学

本文认为作为科学认识论的胡塞尔现象学被社会学作为本体论所吸收,成为社会现象学和常人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并在此作了简要的论述。     

行政法平衡论疏议——一个方法论的视角

平衡论是一种应然理论,而不是实然理论.平衡论主要运用理性思维和演绎推理建构其理论体系,它指明了行政法在多元价值冲突对峙中应诉诸平衡的目标和导向.对行政法存在的规范和运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不是“平衡论”范畴所要解决的问题.     

人才资源管理的方法论探析

党的人才工作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才管理实践，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对其具有根本性的导向意义。管理学中存在科学主义方法论、人本主义方法论和文化主义方法论，秉持不同的方法论，会有不同的人才资源管理思路。人才资源管理需要兼顾、融合三种方法论的人才资源管理思路：以科学主义方法论为指导，提高人才资源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兼顾人本主义方法论，在人才资源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重视文化主义方法论，营造人才资源管理的文化氛围。     

提升哲学素养 推动科学发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重要论述的认识论方法论

我们党历来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倡导学哲学、用哲学。习近平同志在全面系统阐述新时期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科学辩证的思维方法、执政主体的责任担当、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树立了运用哲学思维的光辉典范。     

城市治理研究与建构主义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城市治理研究在日益繁荣的同时,也存在着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的不规范、理论建构不足和对城市发展现实的解释力与指导性不强等一系列问题,阻碍着研究的发展与创新。对当前城市治理研究问题的反思应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聚焦对研究路径的梳理和考察。城市治理研究的传统路径有着自身的应用边界和局限,未来城市治理研究的发展应当加强方法的规范化,主动回应城市发展,并顺应和利用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建构主义可以为城市治理研究带来新的视角、方法和工具。     

改革开放史研究要有实践问题导向意识北大核心CSSCI

《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向我提出如何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实证性这样一个题目。这是一个关于方法论的建设性命题。从党史国史学界对新中国前29年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看,实证性较强,文件堆砌和领导人思想观点的简单再叙述等问题并不特别突出。这也反映出,     

日本的东南亚研究:学科特征和地区构想CSSCI

日本学界认为,自然和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东南亚的国家和社会,因而最重要的是明确该地区的范围,注重其整体性,同时也要重视东南亚研究的多层性和分散性。据此,日本的东南亚研究持续探索不同于欧美的研究方法,重视东西融合,提倡交叉学科方法的运用,促进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领域有机结合,彰显出东南亚研究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然而,日本的综合性东南亚研究也面临“事实还是理论”、学科对立、学术研究如何与东南亚国家的现实相联系、研究成果尚未实现国际化等挑战。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自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

形而上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形而上学者的理论旨趣是构建超时空的永恒真理。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批判蒲鲁东、杜林、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费尔巴哈等人,是因为这些人的理论都具有形而上学性。蒲鲁东沉溺于追求经济学中的“不变规律”和“永恒原理”,杜林迷恋于制造“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热衷于建立“永恒正义的王国”,费尔巴哈执着于阐释适合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的道德准则。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启示。为了构建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在思想方法上破除“永恒原理”情结、“一般规律”情结以及“抽象范畴”情结,还要在研究方法上拒斥“先验主义”的方法、“还原”的方法以及从“抽象的人”出发的方法。     

"新农村"背景下农村法治的法哲学解读--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

"新农村"背景下,我国当代农村的法治建设正在全方位展开,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由于方法论上存在着"义务本位"、"立法缺位"、"经济落后"等误区或缺陷,直接导致农村法治的当下窘态与困惑,滞碍了法制现代化的纵深运行,因而,必须进行方法论上的重整,其目标就是夯实农村法治的物质基础;建构农村法治的法理机制;强化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