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轻刑化立法对策论

对于职务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了较为严厉的法定刑,历来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犯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职务犯罪的处罚存在轻刑化的问题.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司法方面的原因.本文从职务犯罪轻刑化判处的现象出发,重点探讨其立法方面的原因,从而进一步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     

捕后判决轻刑率高的科学应对

正捕后判决轻刑率偏高的现象,一方面说明批捕案件质量有缺陷,另一方面说明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落实不到位,制约着侦查监督工作的发展。笔者以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郊区院)办理的捕后判轻刑案件为研究对象,对捕后判轻刑案件进行原因探析,以改变捕后判决轻刑率高的问题,提高诉讼监督工作质量。一、捕后法院判轻刑案件的特点2013年,南郊区院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178人,经审查,批捕150人,不批捕28人。在批捕案件中,判处轻刑34人,轻刑率22.7%,所占比例高于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考评标准值7.7个百分点(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考评标准值为15%),[1]呈现以下特点:1.从判决结果看,捕后判轻刑案件刑种均为拘役     

关于捕后轻刑案件的调查分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在适用逮捕措施的案件中,存在捕后轻刑率较高的现象。其原因既有执法人员执法理念的问题,也有对新法理解不到位等问题。为降低捕后轻刑率,应转变执法理念,正确理解逮捕职能,从严把握逮捕条件;实现与派驻检察室工作的有限对接,建立刑事和解、快速办理等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探索实行量刑预测制度;健全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及时调整羁押措施。     

论轻刑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本文从分析我国刑法趋于重刑化的现状入手,分析法学界因刑法趋于重刑化现状而开出重刑化和轻刑化两剂截然相反的药方,并分析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最终促进轻刑化理想所起的作用。     

论沈家本之死刑观

清末著名法律改革家沈家本的死刑思想主张及其实践对近代刑罚制度的确立乃至当今刑法理论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死刑观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同时也与他个人的文化知识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沈家本的死刑观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存、删、减、改四个方面,其中体现出了他思想的进步性,同时也反映了其思想局限。     

论贪污贿赂罪的量刑研究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视角

纵观世界东西方刑法的发展历史,整体上刑法的改革正朝着文明、人道方向发展,刑罚也是由由严酷到轻缓。就实质性而言,轻刑化的思想和刑法的谦抑性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刑法谦抑性的具体表现。对贪污贿赂罪量刑在现实背景下分析研究,对在理论界和司法界范围内理性地认识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具有指导意义。     

渎职犯罪案件“轻刑化”三问

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显示,2005年至2008年,因渎职犯罪被判处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人数占判决生效人数的比例在80％以上。2008年-2010年,渎职犯罪案件生效判决中,六成以上人员被免予刑事处罚,且缓刑、免处两项指标中,     

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问题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究其原因,渎职侵权犯罪的刑罚类别单一、量刑幅度宽、跨度大、缓刑适用条件缺乏可操作性是立法原因;检法部门对法律的理解和立案标准的认识不一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司法原因;非法律因素的干扰是社会原因.针对上述原因,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通过完善全方位的立法体系、架构协调性的司法运行体制以及健全立体化的监督机制,来改变和避免渎职侵权犯罪的轻刑化.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制度研究

“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目前从世界各国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方式来看,轻刑化、非刑事化、非监禁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刑事一体化主要是一种认识和处理犯罪与刑罚等刑事法问题的研究理念和范式,在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研究过程中倡导刑事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付诸于司法实践,有利于拓展犯罪未成年人的轻刑化及其预防矫正工作的视野,加深对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全方位、多角度的理解。     

职务犯罪量刑轻刑化对反腐败的影响及其对策

正职务犯罪量刑轻刑化是指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或者适用缓刑的比例较高的倾向。这一问题不仅是法律界的热点,更是检察机关的监督难点。近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检察机关查办、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空前加大,但职务犯罪处罚却出现了轻刑化的倾向,这显然无助于促进反腐倡廉建设。因此,解决职务犯罪量刑轻刑化问题,既是司法工作的需要,也是民众的期待。一、职务犯罪量刑轻刑化的实证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2年全国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