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轻轻重重”两极化刑事政策评介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了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其不仅体现在刑事实体立法之中,而且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及刑事执行等动态运行的全过程之中.刑之谦抑的要求与犯罪高压态势之矛盾促成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生成;调和刑罚报应目的与预防目的的综合刑论是两极化刑事政策的理论基石;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之平衡是调整刑事政策的基准和杠杆;犯罪学研究的成果为两极化刑事政策提供了合理的理论支撑.     

日本近年来的刑事实体立法动向及其评价

日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应对犯罪的国际化、有组织化以及所谓“危险社会”中危险无时不在、无地不在的特点,强调对犯罪被害人的保护,顺应严惩暴力犯罪的国民呼声,一反战后日本刑事立法中所坚持的“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倾向,在刑事立法上开始走向“犯罪化和重刑化”。另外,日本政府在2004年制定了“建立抑制犯罪社会的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中提出“完善有关凶恶犯罪的处罚原则,包括提高凶恶犯罪的法定刑的上限,将现在的有期徒刑的20年的上限再提高”的要求。对于这些刑事立法活动,学界表现出赞成和反对的对立看法。日本近年来的刑事立法活动中的上述倾向,实际上是日本战后刑法领域中所存在的两种基本理念的较量中,传统理念占了上风的体现。     

轻刑罪犯罪责感淡薄的研究——对450名押犯罪责感弱化的调查

轻刑罪犯整体上罪责感淡化，悔罪意识淡薄，罪恶感消失，改造难度大，矫治过程中容易出现反复。监狱民警在教育改造罪犯、矫正其犯罪恶习的过程中，应针对轻刑罪犯罪责感淡薄的问题，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正确评定罪犯的罪责感，合理利用罪犯罪责感的认知点，强亿心理矫治工作，注重人性化教育，提升矫治工作的水平。     

刑事和解与和谐社会

在当今中国进行刑事和解的探索不是偶然的,它既是世界轻刑化的大势所趋,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刑事和解具有尤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概言之,一方面,刑事和解体现了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另一方面,和谐社会也要求刑事法律制度进行相应的变革,以适应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需要。首先,在刑法法理上,刑事和解将宽容理念植入刑事司法领域,体现了和谐社会对轻刑主义的吁求。随着传统的刑罚报应论日益遭到否弃,刑罚预防论愈加受到重视。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主流话语,轻刑化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随着刑事司法理论的嬗变,宽容理念逐渐被引入刑事司法领域。一方面,人们不再仅仅把宽容看作是一种美德,更把它作为教化的手段应用于刑事     

职务犯罪轻型化的负面价值

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轻刑化表现为缓免刑适用比例高;死刑适用标准不断提高,适用数量逐年减少;自首、立功、退赃、坦白等从轻裁量情节认定标准宽、适用多、幅度大;超法规适用刑罚的情况突出等等。     

外来人员轻刑犯罪案件逮捕必要性适用问题探讨

由于外来犯罪嫌疑人审前羁押率高、取保候审难、判处非监禁刑难等问题客观存在,应规范对外来人员轻刑犯罪案件在无逮捕必要不捕上的适用,便于这一措施在实务上的平等贯彻和运用。     

对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免刑情况的调查与分析——以河南省淮滨县人民法院为例

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刑罚制度,一方面他体现了刑罚以教育为主的宗旨,适应了国际轻刑化的趋势。但另外一个方面,如果对职务犯罪适用缓、免刑过多、过宽,就违背了宽缓刑事政策的本意,失去了适用缓刑制度的社会效果,还会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     

刑法谦抑性视角下的组织卖淫罪

刑法谦抑性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当代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刑法谦抑性要求严格控制刑法的处罚范围和惩罚程度,尽可能地实现非罪化和轻刑化。然而我国一直以来在严禁卖淫嫖娼政策的指导下,对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规制,不仅对各种情形的组织卖淫的行为都规定为犯罪,而且设置的刑罚过重且未根据危害性程度的不同而区别对待,这严重违背了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对不涉及幼女的以非强迫的手段组织卖淫的行为实现轻刑化和非罪化应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奋斗目标。     

受虐妇女杀夫案中刑事责任认定的新思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有理由使我们对杀夫的受虐妇女给予更多的司法宽容和人文关怀。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借鉴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该行为应当成立防卫过当或者正当防卫;再从量刑角度考虑期待可能性的有无以及期待可能性的程度,进一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对受虐妇女的刑罚处罚;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或者在准司法解释中明确行为性质、适用标准,公布一些判决成功的典型案例指导各地刑事审判中对"受虐杀夫"案的量刑,使其逐步走向轻刑化并相对统一,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所应当具有的国家尊重与保护妇女人权之义。     

职务犯罪轻刑化及防治措施研究

近年来,职务犯罪轻刑化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轻刑化对于遏制职务犯罪和反腐败斗争工作的开展起着非常不利的作用。轻刑化使司法权威降低,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我们明确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研究对象,根据现行制度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弥补现行制度中的不足,使现行制度完善,以更好地遏制职务犯罪,维护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