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虐妇女报复性犯罪轻刑化处罚之根据

家庭暴力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小暴不止会愈演愈烈发展到"大暴",当受虐妇女忍无可忍,而又寻求不到有效公立救济时,会走上以暴制暴报复性犯罪的不归路。受虐妇女杀夫、伤夫案中,受虐妇女本属于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她们从原来的受害人被迫成为被告人,而成为被害人的原侵害人自身具有严重的过错,严惩这样社会危害性小、几乎没有人身危险性的受虐妇女,对国家、社会、被害人及其子女都有害无益。     

从未成年再犯罪看“一刀切”式轻刑化

未成年犯因为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司法制度不健全的以及自身不健康的因素影响存在严重的潜在再犯罪倾向。同时对未成年犯实行的"一刀切"的轻刑化政策,也导致未成年犯再犯罪率逐渐递增。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对未成年犯实行轻刑化的可行性,通过对国家刑事法律政策的完善,对司法实践工作的进一步规范,有效降低未成年犯再犯罪率。     

刑法谦抑视野下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贯彻刑法的谦抑精神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知识产权刑法保护贯彻谦抑性原则,必须以有关知识产权领域已存在的民事法、经济法、行政法律不足以规制某种严重的侵权行为为前提。贯彻谦抑性原则不应成为否认取消侵犯著作权犯罪以营利为目的主观要素的理由。贯彻谦抑性原则,不应增设过失泄露商业秘密罪;不应提高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定最高刑。     

贪污受贿罪附加刑需完善

近年来,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越来越大,司法机关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强,然而腐败之风仍越演越烈,被发现查处的案件逐年增多。其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司法实践中对大多数贪污受贿罪的刑罚失之过宽、打击不力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刑罚的类别包括主刑和附加刑,就主刑而言,贪污受贿犯罪主刑轻刑化已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而对于附加刑,其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贪污受贿犯罪的刑罚更加失衡。本文仅就附加刑问题展开论述。     

中国古代慎刑的政治思想

慎刑是我国古代社会世轻世重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它的推行受了多重政治思想的影响。正是由于秦朝法家重刑主义思想的惨败、西汉初期黄老道家思想的推行、汉代以后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以贯之，统治者在刑罚的适用中才秉承了慎刑思想，进而建立起了容隐、怜老恤幼、死刑审核等慎刑制度。     

惩渎须破“口袋论”

日前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最高检关于改进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部分委员建议完善立法,去除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的痼疾。（见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     

山东基层检察院捕后判轻刑案件分析

大比例的审前羁押无法满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轻刑案件适宜作为逐步降低羁押率的突破点.执法理念的偏差以及在执法理念指导下的自身工作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是造成轻刑逮捕率高的最主要原因.检察机关应当通过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完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和建立相关配套制度,把轻刑逮捕率控制在合理水平.     

浅析我国现代刑罚理念的应有之义

现代刑罚理念应以刑罚基本理论为根基,植根于本土社会,从社会个体出发,倡导人道主义理念。作为我国刑事政策鞭策之纲的现代刑罚理念以其谦抑性、轻刑化的主张与刑罚目的得到完美的契合,理应被时代所接纳,以保障人权、实现基本的价值定位。     

简析轻刑不起诉与刑事和解的关系及制度完善

轻刑不起诉和刑事和解都是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内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制度,二者在解决刑事冲突方面具有各自的优缺点,而如果将刑事和解纳入轻刑不起诉制度范畴内,使之成为轻刑不起诉的前提和基础,则可以有效克服二者的缺陷,真正发挥制度的功能,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的实现。     

未成年人犯罪防控机制与法律问题新探——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及防控对策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有其特殊性，因此不论在刑罚领域还是在防控矫治机制上，均应寻求恰当的策略。未成年人犯罪有其主、客观原因，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缺乏正确判断是非能力；另一方面，当代社会纷繁复杂，外界不良诱因太多，难以抵御，使一些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为此，对未成年人应倡导非监禁刑等轻刑化措施；依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我国签署的《联合国未成年人司法最低限度》第21条规定，应在条件成熟时建立未成年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确保受过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在升学、就业等方面的权益。要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发育水平，对未成年人犯罪动机的矫治应采取说理式、抑制式和训练式等方法，从培养其成熟人格入手矫正其人格缺陷。即使有逮捕必要的，也应基于对未成年人权益特殊保障的司法理念，对其慎用逮捕；在继续全面实施“非羁押风险评估机制”的基础上，可以试点开展未成年人审查逮捕听证制度，创新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建立符合我国未成年人特点的“保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