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我为姚文元作辩护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又称“两案”)做出了公正、公开的终审判决。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患糖尿病在上海病亡。至此,昔日的“四人帮”已全部走入历史。25年来,中国司法冲破“文革”形成的种种藩篱,走上了一条正规化的道路。张     

好律师应为坏人辩护吗?

律师≠当事人几年以前,我的妻子打了一场小官司,争议最终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其实,我妻子在法律上和道义上明显占理,之所以同意和解,仅仅是因为这场注定要赢的诉讼极其耗时费钱。我的妻子是一名心理学家。我作为律师,在调解中为她提供帮助。而对方律师,在我看来,为人非常和善,极有教养,他竭心尽力地代理一家蛮不讲理的企业。在第一次休庭期间,很少批评他人的妻子对对方律师怒不可遏。     

刑事诉讼中辩护人的权利分析

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辩护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深入的修改和完善。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辩护人的权利也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侦查阶段律师的介入,为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奠定了法律基础,也成为此次修法的一大亮点。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研究报告*(下)

(接上期)五、中国刑事法律援助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一)《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刑事法律援助面临的发展机遇如前所述,1996年3月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第一次修改正式确立了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相当大的进步。但是,随着法治的进步,人权保障理念的传播,特别是2004年国家宪法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社会对法律援助包括刑事法律     

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

纵观一些西方国家的法律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都享有丰富的权利,而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开展业务步却步艰难、处处受阻,究其原因主要是：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不明确,享有的帮助权范围过窄,并缺乏有效的保障,不利于辩护权的行使,从而导致侦查阶段结构失衡而造成的。因此我国有必要从立法上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并进一步加强其权利保障。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兼论修订后的《律师法》实施问题

律师辩护从审判阶段延伸到侦查阶段是历史的发展趋势。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身份应定位为辩护人,辩护内容包括实体性辩护和程序性辩护两个方面。其诉讼权利的配置应当考量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冲突和平衡。我国当前不仅应明确修订后《律师法》的效力,而且还要对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通信权、调查取证权、申请调查取证权、讯问时在场权等规定作出相应的调整或改革。     

天价过路费案:你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下)——平顶山市时军锋、时建锋诈骗案辩护纪实

刑期的转变 公诉人的公诉意见大体是时军锋用的是假军牌,其与武警许昌支队之间的《雇佣合同》无效,时军锋骗免过路费数额巨大.案发后,时军锋逃跑,又回来自首,证明时军锋对此事心虚. 作为时军锋的辩护人,我的辩护思路在于涉案公路尚未竣工不能收费,自然不存在逃费问题,且军车依法是不需要交费的.时军锋与许昌支队签有营建合同,即使逃费也由部队补交,逃费承担的仅是补交义务,与犯罪无涉.公诉人不能因为时军锋逃跑了,就认为他涉嫌犯罪.他的躲避行为是出于误认自己是犯罪所致.     

检察机关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意见制度研究

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规则的修改,扩大和保障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权利。合理的听取意见制度,有助于检察机关兼听则明,有助于检察机关在诉前排除非法证据,建立起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体系,亦有助于检察机关不断改进工作机制,提高办案质量,确保办案结果的客观公正。因此,建立一个现实可行的听取意见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出庭公诉胜战计

一、瞒天过海 该计是一种示假隐真的疑兵之法。“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即当防备十分周密的时候,就容易麻痹大意;平时看惯的往往就不再怀疑了。秘密计谋隐藏在公开的行动中,而不是和公开的形式相排斥。公诉人要充分利用辩方存在的常见不疑的心理状态,进行战役伪装,隐蔽集结力量和发起进攻的意图,以达到出     

审前阶段律师的有效辩护

正我国2013年新修订《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前,只承认律师从检察机关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开始作为辩护人参与到诉讼程序中。为适应刑事诉讼审前阶段律师辩护普遍性的世界发展趋势,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有权委托辩护人",将律师审前阶段的辩护人身份往前延伸至侦查阶段。随着我国律师审前阶段辩护人身份的确立与完善,其在该阶段的重要价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