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量化评估模型的优化研究

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有助于增强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判断的可操作性,能够客观上满足降低审前羁押率、推进非羁押化诉讼的需要,但存在评估模型科学性欠缺、评估材料来源单一、审查方式偏书面化、评估结果的说理性不够以及异议救济程序缺失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社会危险性因素存在认知差异、证据信息获取机制功能限缩以及程序诉讼化现实掣肘。应当构建更为规范的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程序:评估前,既需要从评估数据的收集、评估因素及其权重的确定以及风险等级的划分三个方面完善评估模型,也需要落实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保障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引入中立第三方参与调查取证以保证评估证据材料收集的有效性;评估中,应明确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及办案期限、“侦控辩”三方的程序参与模式及证明责任分配、证明程序中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以及经验法则的合理运用;评估后,应重视对评估结果的充分说理并设计相应的异议救济程序。     

径行逮捕案件可否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

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对径行逮捕案件可否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导致实务做法各异。应注意刑事诉讼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社会危险性的推定并不牢固,且应允许反驳。因此,应当将径行逮捕案件纳入羁押必要性审查范围,在是否变更或者建议变更羁押措施问题上,应注意区分曾经故意犯罪与本次犯罪的间隔时间,两次犯罪性质的轻重,是否一人犯罪或者共同犯罪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综合考量。     

逮捕措施改革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及应对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出台,对逮捕这一强制措施进行了重大改革,以减少我国审前羁押率畸高的现状,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这为以往主要通过逮捕讯问而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侦查方式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同时,法律又规定了其他的侦查措施和方式,为惩罚职务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武器,体现了我国法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公安机关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程序正当性思辨

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条件做出了细化的规定,批捕权既是检察机关的一项程序性权力,也是检察权制衡侦查权的一种法定方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在检察院批捕后随意变更(本文中的变更均包括撤销)强制措施的情况屡有发生,且在变更逮捕过程中存在不合法、不规范的情况。具体表现为变更逮捕措施随意、变更逮捕时违反法定通知程序等。鉴于此,有必要将公安机关变更逮捕措施纳入程序正当化的视野进行审视,增设公安机关变更逮捕措施的报批程序,赋予公安机关复议、复核权,同时应探索建立通知被害人制度,保障被害人在变更逮捕措施程序中的参与权。     

算法风险评估在审前羁押程序中的应用

算法风险评估是在大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对审前羁押风险要素的分析,与专家经验结合而建立的模型算法。为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在审前羁押程序中,引入算法风险评估很有必要。它可以对检察官逮捕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缩,在保证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同时,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权,实现刑事审前羁押程序的智能化改革。但是算法风险评估也存在局限,如涉及算法黑箱与刑事正当程序、算法评估与证据裁判原则、算法判断与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等关系的处理问题。这些局限需要从明确程序公开、加强证据审查以及完善程序救济等方面加以克服。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理解与适用性研究

作为我国新刑诉法的一项新的控制措施,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实践意义。本文对该项新制度进行了相关研究,首先阐述了其几个主要的理论问题;其次界定了新刑诉法的完善和改进措施,并新增内容进行解读;最后指出了该项制度应该审查的重点内容并指明未来发展方向。     

新刑诉背景下逮捕必要性审查研究

逮捕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刑事强制措施当中最为严厉的措施。行使逮捕权应该本着谨慎的态度,但是目前我国逮捕率较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逮捕必要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笔者从新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出发,对逮捕必要性审查进行系统地论述,以促进司法实践工作更好地展开。     

媒体

01亚洲真会开战?英《经济学人》9月22日看法乐观的人普遍认为,亚洲忙于赚钱,忙到没有时间打仗。目前,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游客成群结队到东京购物,把表参道(东京奢华购物区之一)橱窗里的手袋和时装一扫而空。亚洲的确有足够的理由要维持稳定良好的内部关系,最近的这次纷争很可能将慢慢平息,就如同过去其他事件一样。不过,每次当一个岛屿引起纷争,     

捕诉一体新形势下逮捕条件的困境与出路——以刑诉法第81条第1款的规定为中心

随着捕诉一体在全国检察机关的推行,有观点认为捕诉一体会动摇审查逮捕的中立性和正当性,会使逮捕和公诉的条件发生混同;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但是,捕诉一体并不会从实质上动摇逮捕的条件和应有定位。笔者从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的规定入手,分析了逮捕的应有属性和功能定位,梳理了捕诉一体实行前后适用逮捕条件存在的新旧难题,并进一步论证了捕诉一体新形势下逮捕条件的出路。     

浅析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改变对逮捕条件把握的影响与应对

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直接影响我国惩治职务犯罪的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及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颁布实施,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较大修改,进一步明确了以数额+情节的二元标准定罪量刑模式。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的变化,对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如何正确把握该类犯罪逮捕条件带来较大现实影响。面对新形势新问题,侦查监督部门必须审慎把握贪污贿赂犯罪适用逮捕措施的证据条件、刑罚条件、社会危险性条件三大条件,做到宽严得当,确保审查逮捕案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