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冲突的成因分析及其治理工具选择——基于政策利益结构分布的视角

邻避冲突是当今政府治理中日益增生的公共问题,政策利益分布理论可以给予其成因合理的解释。邻避设施的建设与运营对于社区居民来说,是成本集中—利益分散,但对于政府与企业来说则是成本分散—利益集中,这两种情况都是政策利益分布结构失衡的表现,是邻避冲突产生的根源。基于这一理论视角,邻避冲突的治理路径应以解决政策利益结构失衡为目标,通过公民参与的制度性政策工具、环保回馈的激励性政策工具以及强化责任的内部监管工具的创制与运用来进行利益矫正与利益补偿,使得邻避性公共设施的兴建与运营达到公信度高、公共资源节约、既增进公共福利又不损害社群利益的政府优质治理目标。     

消极改变政策决策: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分析

中国的邻避抗争实践挑战了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原因在于大部分见诸报端的邻避抗争事件成功地改变了政府决策,但最终却出现了政府邻避决策的回退现象。本文主要研究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分析邻避抗争为什么会改变地方政府的既有政策安排,地方政府采用了何种回应邻避事件的方式来进行政策决策的消极改变。据此,主要从事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解析邻避事件的抗争过程、结构及其机理;二是阐释邻避事件如何成功改变政府决策行为。前者运用的是框塑理论(framing),后者采用政府回应的四维框架。最后,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已经严重阻碍了作为国家治理中观平台和区域背景的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在地方治理过程中,亟需消解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重点在于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     

协商民主视阈下邻避冲突的行政法规制

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我国邻避冲突呈现频发态势,已成为当前公共治理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也反映了传统行政法理论应对的不足。邻避冲突的发生固然由于邻避设施所致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信息封闭、决策不透明致决策异化,利益表达渠道梗塞使民众维权无门。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主张通过参与和对话,以寻求共识、达成协议,实现不同利益的平衡和价值偏好的转换,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建立在协商民主制度上的行政法也必须回应这一趋势,健全协商参与的行政程序机制,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协商参与式的行政治理模式,以破解邻避冲突治理的困局。     

基层“信息避责”缘何成治理难题

基层“信息避责”是一些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出于避责需要,在向上呈报信息时采取一些策略性行为,致使上报信息失真的一种现象。“信息避责”呈现出选择性、粉饰性、掺水性、投机性、敷衍性五种基本类型。其既降低政府治理效能,危害民众利益,减损政府公信力,又挫伤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治理基层“信息避责”,可从德、能、制三个维度共同发力,让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既担得起责,也避不了责。     

权责失衡与剩余权配置: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

基层减负进程中问责悖论的出现成为基层治理的痛点,严重掣肘了新时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基层治理效能。宏观上,基层政府面临着全面问责体制下政策执行效果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问责风险压力;微观上,基层政府官员面临着剩余索取权的紧缩,导致了官员政策执行不出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这种问责—避责的双重逻辑使得基层政府及官员在干事与避责之间来回钟摆。克服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核心在于激励机制的设置,政府如何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实现对基层的有效监督但又不会消减问责绩效,这是政府组织治理的难题。通过构建剩余权与控制权互嵌的分析框架,探究了不同层级、部门间在控制权四个维度,即信息决策权、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中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错配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