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通肇事罪刑罚适用情况的调研报告

一、我省法院审理交通肇事案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一)案件数量占较大比重,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递增趋势据统计,全省2009年交通肇事收案7800件,占全部一审刑事案件17%;2010年收案7868件,占17.5%;2011年收案9286件,占19%。2011年,全省交通肇事案件数量已经超过盗窃和伤害,位列第一,成为常见多发性犯罪。在地区分布上有所差异,有的地区所占比例相对较小,有的市县如东营市和即墨市,该类案件数量位居第一,东营的广饶县,该类案件占比高达40%。(二)肇事形态以一般情节居多,逃逸或特别     

我国量刑建议的缺陷与重构

量刑建议本来旨在削弱法官自由裁量权,减少法官司法暴政,改变同案不同判,强化司法公正与权威的的司法的活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催生出强势的检察官,懒惰的法官,强势的检察官好像获得了法官同等的量刑权力,而懒惰法官只是在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中做一个选择,量刑建议的实践呈现出各自为政的状态,如何规范、统一量刑建议制度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问题。     

死刑执行制度的程序正义与伦理证成——以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为例

程序正义需以善良制度与时间为实现条件。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Jones的死刑执行过程反衬出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失灵。加州死刑执行与管理系统是否违宪可从重要义务命题、量刑恣意禁止命题、刑罚目的正当化要求命题等三方面展开论证。我国应通过实证统计系统来正当化法官在个案中的量刑决定,不仅应包括系统设置的规范性理据,还应包含量刑因子本身所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执行死刑本身不是单纯的让被告伏法而已,而是一连串的决策进行与筛选机制的运作,背后涉及诸多伦理学争议。     

感谢费VS行贿款之辨——李明受贿案辩护纪实

河北省张家口市某县供水公司经理李明受贿案经历了一审、二审发回、第二次一审,李明坚称自己无罪,再次上诉.作为李明的辩护人,我参与了李明受贿案的二审开庭.由于《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受贿罪量刑的修改,李明现已取保候审.如今,他在等待张家口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 对于改变李明人生轨迹的12万元性质的认定,关乎着李明未来的人生走向.     

柏拉图与大战略的历史源起

大战略是人类社会政治斗争的高级形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可从历史深处发现某些大战略思想的源头。柏拉图是西方大战略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起点，他不仅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战略家，也是当时地中海世界人文主义者集团的政治领袖。他用自己的知识论创立了人文主义大战略的纲要，并通过实践哲学加以检验，以证明其正确性和真理性。柏拉图最早揭示出人类的历史是理性发展的历史，理性是人和社会生存、进步乃至产生文化、文明和科学的源泉。但同时，人类的历史也是反理性的历史，理性与反理性的斗争是世界历史的主线。柏拉图所创建的“雅典学园”是青年政治领袖的培训基地，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文主义政治家。柏拉图去世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雅典学园”的指导下，按柏拉图“共和国”思想描绘的宏图远征波斯，写下了世界文明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从战略学意义上说，柏拉图的大战略是对古代人文主义集团数百年的知识积累和结晶，是针对古代地中海世界统治集团的策略而制定的反制战略。亚历山大远征波斯，则是充分借助了统治集团的大战略而实施了人文主义大战略，从而取得了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任何一项大战略，总会伴随着一项反制战略。在当今这个“大战略时代”，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深入研究、理解和认识大战略。     

从一起案件探讨绑架罪

我国1997年刑法以叙明罪状的方式规定了绑架罪,《刑法修正案(七)》又对绑架罪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增加了绑架罪"情节较轻的"规定。但是该罪的许多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仍存在争议,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多困难。本文通过对一起案件的分析,对绑架罪的主观目的和"情节较轻"进行探讨。     

讨薪:莫让悲剧“二重奏”

2014年12月初,一场席卷全国的冷空气将深冬的气息吹遍各大城市,寒风中的街头,人们步履匆匆,但脸上却洋溢着岁末年关特有的喜庆笑容,翘首以盼春节的来临。然而此刻,另一股"寒潮"却笼罩着江西省南通市,刚发生的一起因讨薪导致的纵火杀人案,将农民工"讨薪潮"又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年满18岁的小王从贵州来到南通打工,因为辞职后与老板讨要工钱发生争执,一怒之下把车间的棉麻制品点     

论量刑情节的侦查取证

情节在案件事实与证据之间起到很好的中介作用,狭义的量刑情节证据是反映犯罪人主观恶性程度和犯罪行为前后情况的事实材料。廓清行为事实与行为人因素基本界线,对侦查取证工作及后续的诉讼活动均有实践指导意义。侦查取证应当遵循以事实为根据、客观全面、主动取证、自由证明的基本规则。量刑情节的侦查取证工作思路:在取证渠道上主要围绕犯罪嫌疑人展开;在取证内容上相对精细化;在取证方法上注意引导案件当事人与法律合作;在侦查终结阶段重视量刑情节证据的移送工作;在起诉审判阶段积极配合公诉机关补充量刑情节证据,必要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建立与司法部门的常规沟通机制。     

被害人过错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与不法分担

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有别于生活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将被害人过错定性为酌定量刑情节不仅忽视了其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地位，导致犯罪认定出现偏差，更加剧其在量刑中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风险，导致罚过其罪。事实上，犯罪行为人与有过错的被害人共同分担不法与责任，关系到罪质有无、罪量大小的认定。被害人过错本质是“被害人不法”，对其进行评价不会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特殊、急性的被害人过错可以作为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但不能一概将该标准套用于其他被害人过错情形的认定，否则会导致将慢性、长期的被害人过错与轻缓、即时的被害人过错等情形错误地排除出犯罪构成体系，致使不法与责任完全由犯罪行为人一人承担，有损个案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