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区分——兼与张明楷、柏浪涛、王彦强三位商榷

区分说批评传统加重构成说不当扩大了未遂犯处罚范围，提出应将法定刑升格条件区分为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认为前者存在未遂、后者不存在未遂。其中，行为类型标准说与构成要件品质标准说认为，行为人意图盗窃数额（特别）巨大财物而未得逞的，仅成立盗窃数额较大的未遂、适用数额较大的法定刑。这种立场明显与客观未遂论相冲突，亦不利于保护法益，还会形成罪刑失衡的“断崖式”判罚结果，因而不具有合理性。是否成立未遂，只需根据行为是否已经对法益形成了现实、紧迫的危险进行客观判断。《盗窃解释》与《诈骗解释》中关于未遂犯的规定只是注意性规定，即，无论是盗窃、诈骗数额较大、巨大还是特别巨大，均能成立未遂，并应适用相应的法定刑。     

光电探测及激光打击技术在无人机探测与反制领域的研究及应用

对以民用无人机为代表的"低慢小"目标带来的威胁进行了分析,就红外搜索、光电跟踪、激光打击等探测、处置手段的工作原理、技术特点进行了深入阐述,并对各项技术在国内的应用情况进行了归纳总结。最后,根据"低慢小"目标反制作战的特点,提出了警用"低慢小"目标探测拦截系统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并就光电探测及激光打击技术装备研制提出了建议。     

反腐败视野中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模式的问题与出路--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分析

以数额作为对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虽然直观明了，但过于僵化。《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这一标准，采用“数额与情节择一”的模式，将有利于解决罪刑失衡难题。以往的数额量刑标准难以跟上经济发展的社会现状，若继续采用这一标准势必要不断修改《刑法》，不利于保证《刑法》条文的稳定性，而采用弹性标准则可以克服此矛盾。在贪污受贿案件中，数额的因素只能作为计算罪量的一项参数指标，而情节的因素则理应通过贪污受贿犯罪的情节规定加以明确适用。同时，数额与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考量比重还需进一步明确。     

民事赔偿与量刑问题探究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民事赔偿与量刑之间的关系一直饱受争议。在各地人民法院对于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一方进行积极赔偿往往予以从轻乃至减轻处罚已成通例的情况下，怎样正确处理民事赔偿对刑事审判的影响并以此统一司法实践，就成了当务之急。本文试将其中涉及的几个具体问题进行一番探讨。     

涉黑案件量刑合法性、合理性实证研究——以西部某市15起典型案件为样本

量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实现对涉黑犯罪最佳控制效果的关键因素。实证调查数据显示,涉黑案件的量刑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出现了合法与合理性的缺失,具体表现在:数罪之间犯罪事实的重复评价、量刑根据的背离以及量刑情节的不适当评价。最大程度地实现涉黑案件的量刑合法和合理,需要在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之下,全面地适用量刑的规范根据、适当地选择量刑的事实根据并且合理地评价量刑情节对宣告刑的影响。     

对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思考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对检察机关建立与现代刑事诉讼相适应的量刑建议权已经是迫在眉睫的改革趋势.对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认识及改革,不仅是诉讼法学领域的问题,还必须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文化及量刑建议权之运作实践.本文试通过重新审视了我国量刑建议权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一些完善我圆量刑建议权的有关构想,以期实现我国刑事量刑制度...     

犯罪参与的二重性

如何处理数人共同参与实施一个犯罪行为,一直是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上的难题。对此,Kienapfel提出了共同作用即犯罪参与的二重性理论,认为犯罪参与的法律规制存在两个基本问题:首先是构成要件的范围问题,即从各种各样的参与者之中挑选出那些可罚的参与者;其次是量刑层面的问题,即如何根据这些可罚的参与者个人的不法和罪责来量刑,从而实现刑罚的个别化。犯罪参与的二重性理论厘清了犯罪参与体系的基本构造,乃是迄今为止犯罪参与论中最为重要的理论。     

批判中求可能:对量刑反制定罪论的法理分析

疑难案件中定罪与量刑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出于化解这种矛盾而提出的量刑反制定罪论并不是一个合法的、有效的进路。这一理论主张不仅背离了刑事法治的基本精神,扭曲了定罪与量刑之间的应然关系,而且还忽略了刑法解释对定罪与量刑之间矛盾的调适作用。其实,在量刑反制定罪论的背后,吸收了其合理思想内核的能动性刑法解释,因能够以扩大或限制解释的方式,有效调和罪刑关系之间的矛盾,所以又成为了替代量刑反制定罪论的可行路径。     

定罪与量刑证明一分为二论

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同属于以证据为基础的证明活动,在证据属性、证据规则、证明模式、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方面呈现一体同生的遗传因子,共生于证据法学体系中。以"一分为二"的哲学理念探析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统一与分离的证明关系、严格与自由的证明模式套用之争、标准与差异的证据规则之议、一维与多元的证明责任之疑以及单一与分层的证明标准之惑,有助于明确量刑证明在证据法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推动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理论体系的协同发展,促进量刑证明的规范化。     

涉恐犯罪刑罚政策的理性反思——以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的司法适用经验为视角

作为人类面对的共同威胁,恐怖主义活动理应作为犯罪加以惩罚。但涉恐犯罪的刑罚适用不能僭越罪刑适应的比例原则,单纯从反恐的刑事政策出发一味从严。"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中对涉恐犯罪的加重处罚条款,因为不考虑被告人的人身特质与犯罪的危害程度,导致其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不仅面临量刑裁量权滥用的质疑,更无法有效实现对涉恐犯罪的打击与震慑。这种司法适用经验,对已经将反恐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我国,具有相当现实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