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做好新时期量刑建议工作

量刑建议从进行试点工作起就引起了理论界的激烈讨论，在量刑公正迫切的要求下，检察系统、法院系统也推动并实行了量刑改革，在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量刑建议工作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我国现实的刑事诉讼构造下，发挥好量刑建议工作的作用，是实务部门直接面时的问题。本文将探讨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现状，指出量刑建议的本土化困难，在此基础上讨论从程序和实体两个层面探讨量刑建议制度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如何贯彻落实，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时新时期如何做好量刑建议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伊旗法院量刑规范化工作显成效

今年以来，内蒙古伊旗人民法院着眼于建立和完善公正高效审判运行机制，按照上级法院的部署要求，突出量刑程序公开，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有效地规范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刑事审判质量、效率和效果明显提升。     

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前考察制度的构建

本文主要论述了诉前考察制度、诉前考察制度的理论依据、法律依据及实践依据等,以期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前考察制度的构建有所助益。     

对于危险驾驶行为适用“但书”条款并无不当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驾表态的法理与实践面面观最高人民法院谈话的要点就是《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条款对醉驾入罪是适用的。社会对最高人民法院谈话反响最大的焦点也在这里。大家认为,如此清晰的立法修改,立法本意如此的明显,还有什么情节显著轻微可以考虑呢?有报纸标题就直接解读过对该立法的理解:《醉酒者发动车子就算犯罪》。     

论量刑建议的运行原理与实践疑难破解——基于公诉精密化的本土考察

在我国当前司法环境下,量刑建议制度的提倡与践行不仅可以从程序维度规范审判机关的量刑裁判权,同时也能促进公诉权的精密化,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但该制度的试点与发展也面临着体制与机制上的双重拷问,即司法体制上容易滋生检法冲突,工作机制上也与现行检察机制改革有诸多不协调之处。为减缓痹症、深化改革,未来中国量刑建议制度的完善,应完成以下逻辑转换：制约重点,从自由心证到量刑裁断;适用范围,从简单案件到争议案件;启动主体,从领导决议到主诉决定;建议方式,从概括确定到相对确定;程序参与,从检法合意到量刑辩论。     

关于单一正犯体系的若干辩驳

刑事立法上存在区分制与单一制(单一正犯体系)两种犯罪参与体系。由于对单一正犯体系存在偏见和缺乏了解,德国学者对之进行了广泛的批判,认为该体系是行为人刑法,并存在破坏了构成要件的明确性、处罚范围过大、违反法治国家原则、量刑粗糙化以及特别犯的处罚障碍等问题。但是,这些批判都无法成立。单一正犯体系正确地揭示了犯罪参与的归责结构,即区分构成要件层面与量刑层面,前者解决可罚的外部界限问题,后者解决可罚的内部界限问题,因此是值得采用的体系。     

九名文盲制造的“矿难”

花钱买下一名智障盲流，带到矿上做工，然后伺机将其杀害，伪造成矿难，再找人冒充其家属，向矿主索要巨额赔偿金……这本来是电影《盲井》里的情节，可这样的电影情节不久前却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虎圩乡真实上演了。2011年3月22日，随着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江西省东乡县“3·11”蓄意杀人制造矿难假相骗取巨额赔偿金一案成功告破，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归案。     

论量刑证据独立性的基础

受同态复仇的量刑模式影响，法定化量刑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存在。其导致刑事审判基本多集中于如何定罪，形成了服务于定罪，以定罪证明为中心的传统刑事证据法。量刑的精细化和传播的大众化，使得量刑公正和量刑均衡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从而为量刑证据从幕后走向台前提供历史机遇。量刑的目标追求和指导原则是量刑事实特殊性的基础．量刑事实构成的...     

关于量刑程序改革的几点思考

2010年10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其后各个地方的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在最高院的指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量刑程序改革试点工作，大力推动了我国的量刑制度改革，但是由于我国有关于此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初步展开，在改革与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量刑情节的把握———对59件危险驾驶案例的调查分析

醉酒驾驶行为的危险性是其刑事可罚性的前提,而危险性的大小则应成为危险驾驶罪量刑的主要依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越深,其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受酒精影响就越差,驾驶行为的危险性就越大;同时驾驶车辆的大小及车型不同,对其他道路交通参与人员的危险也不同。因此在确定醉驾案件的基准刑时应以被告人的醉酒程度为主要依据,同时考虑到驾驶车辆本身的危险系数。此外,醉酒驾驶行为的实际危险大小还取决于被告人的驾驶能力、驾驶车辆本身的安全状况、行驶路段的实际交通状况及驾驶行为的实际表现等因素,这些情节在确定从轻处罚或从重处罚时均有重要意义。